第71章 河北的安氏祠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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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什么？”
“路过。听说安公祠灵验，来看看。”
老吏低下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封常清看了一眼，写的是“长安客”三个字。然后老吏摆了摆手，示意他进去。
封常清拄着拐杖，走进了安公祠。
祠堂的正殿不大，但很高。穹顶是拱形的，用青砖砌成，没有梁，没有柱，像一个倒扣的碗。殿内点着几十盏油灯，灯芯剪得很短，火苗稳稳地燃着，在无风的殿内一动不动。空气中弥漫着灯油和檀香混在一起的气味，浓得化不开。
正对着大门的地方，供着一尊像。
不是泥塑的，是铜铸的。一人多高，端坐在一个石台上。像上的人穿着铠甲，不是唐军的制式铠甲，是铁黑色的，肩膀上的护肩向上翘起，像两只展开的翅膀。他的脸很大，肚子也大，眼睛被雕成两条缝，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
安禄山。
封常清站在殿门口，看着那尊铜像。铜在油灯下泛着暗黄色的光，像一块凝固了的脂肪。像的脸被工匠打磨得很光滑，没有一丝瑕疵，不像是真人，像是面具——一张被固定住了的、永远不会变的笑脸。
他拄着拐杖，慢慢走进去。拐杖戳在青砖上，笃，笃，笃，在空旷的殿内回荡。殿内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有的跪在蒲团上磕头，有的站在像前仰头看，有的在往功德箱里塞钱。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连咳嗽声都压得很低很低。
封常清站在像前，抬起头，看着那双被雕成两条缝的眼睛。
他想起了朝堂上那双真正的眼睛。那两条被肥肉挤成缝的眼缝里，透出的光是冷的，冷的像冬天的铁。现在这双铜铸的眼睛里没有光，只有铜的暗黄色，空洞的，死寂的，像两个深不见底的洞。
他低下头，转身走了出去。
康摩质跟在后面，走了一段路，忍不住问了一句：“阿郎，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他们叫他‘安爷爷’。”
封常清没有回答。
他骑在马上，走在范阳城的街道上。街上的行人很多，比长安的朱雀大街还多。店铺都开着，门口挂着旗子，红的、黄的、蓝的、白的，五颜六色，像一片片云彩飘在街上。卖东西的在吆喝，买东西的在还价，孩子在街边追逐打闹，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
热闹。
比长安热闹。
但封常清注意到一件事——街上没有穿黑衣的差役。没有人在街角站着，没有人用目光追着每一个路人，没有人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抓人。这里的“热闹”不是长安那种被压抑着的、小心翼翼的、随时可能被打断的热闹，是真的热闹，是人自己想要热闹，不是被人允许了才热闹。
他想起了孙掌柜说的那句话：“谁近，他们信谁。”
安禄山近。朝廷远。
这就是河北。
封常清在范阳城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他在街边吃胡饼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乞儿。
那孩子七八岁，瘦得像一根柴火棍，脸上全是灰，看不出皮肤的颜色。他蹲在墙角，缩成一团，身上的衣服破得不像衣服，像几块布条挂在身上，风一吹就飘起来。
封常清看着他，看了很久。
他把手里的胡饼掰成两半，走过去，蹲下来，把一半递给那孩子。
孩子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眼睛很大，大得不像是长在这么瘦的脸上。眼珠是黑色的，亮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子。他看着那半块饼，没有接。
封常清把饼塞进他手里。
孩子低头看了一眼饼，然后抬起头，看着封常清。
“你是安爷爷的人吗？”
封常清的手停了一下。
“不是。”
“那你是哪儿来的？”
“长安。”
孩子把饼塞进嘴里，咬了一大口，嚼了两下，咽了。他的嘴太小，饼太大，腮帮子鼓得像塞了两个核桃。
“长安有皇帝。”孩子说。
“有。”
“皇帝长什么样？”
封常清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我没看清。”
孩子又咬了一口饼。饼渣从他嘴角掉下来，落在地上，一只麻雀飞过来，啄了两下，飞走了。
“我爹说，安爷爷是皇帝。”孩子忽然说。
封常清的手指在拐杖上轻轻握了一下。
“你爹呢？”
“当兵去了。”孩子低下头，“安爷爷征兵，三丁抽一。我家只有我爹一个男丁，但他还是去了。不去，没饭吃。”
他抬起头，看着封常清。
“我娘说，安爷爷会给我们粮。等我爹回来，就有粮了。”
封常清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左腿蹲得太久，麻了，站起来的瞬间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咔嚓，像干柴折断。孩子听见了，低下头看着他的腿。
“你的腿怎么了？”
“打仗伤的。”
“你也是当兵的？”
“当过。”
“你为谁打仗？”
封常清看着那双黑亮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子一样的眼睛。
“为——一个大唐。”
孩子歪着头想了想。“大唐是皇帝吗？”
封常清没有回答。
他从袖子里掏出几文钱，放在孩子手里。
“去买点吃的。”
孩子接过钱，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他看着封常清转过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远。拐杖戳在地上，笃，笃，笃，声音清脆，在清晨的街道上传得很远。
孩子坐在墙根，手里攥着那几文钱，嘴里嚼着饼，看着那个背影越走越远。那个背影因为左腿的残缺而微微倾斜，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歪着，但没有倒。
封常清出了范阳城，没有回头。
他骑在马上，走在官道上。天阴沉沉的，云层很厚，压得很低，像一床洗了太多次的旧棉被，盖在整个河北大地的上空。风从北边吹来，冷，刺骨，吹得他的袍子猎猎作响。
康摩质跟在后面，没有说话。
走了很久，封常清忽然勒住马。他从马鞍上取下一块布，铺在马背上，又从袖子里掏出炭笔——那截炭笔是岑参送给他的，在北庭的时候，岑参说“你有时候也要写写字，不能总是我替你写”——他开始在布上写字。
康摩质凑过来看。
封常清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想很久。
“河北之地，只知有安，不知有唐。乱根已深，非朝夕可拔。若不早图，后患无穷。”
写完了，他看了一遍，折好，塞进袖子里。
康摩质忍不住问了一句：“阿郎，这是给朝廷的奏疏？”
“不是。”
“给谁的？”
“岑参。”
康摩质愣了一下。岑参在北庭，北庭在西域。从这里到北庭，万里之遥。这封信到了岑参手里，河北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但他没有问。他跟着封常清二十年，已经学会了不问他为什么做一件事。
封常清把炭笔放回袖子里，夹了一下马腹。
马走了。
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停下来，从袖子里掏出那封信，看了一遍，又折好，塞回去。
康摩质看着他。
“阿郎，怎么了？”
“没什么。”
他继续走。马走在官道上，嗒，嗒，嗒。拐杖挂在马鞍上，一晃一晃的，笃，笃，笃。那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他不知道的是，那封信永远不会到岑参手里。
不是信丢了，是被人扣了。
范阳城门口，有一个穿黑衣的人站在他身后的队伍里，一直跟着他，从安公祠跟到街边，从街边跟到城外。他看着他蹲下来给乞儿分饼，看着他站起来拐杖戳地，看着他骑马出城，看着他停下写那封信。
封常清写的时候，那人就站在官道旁的一棵杨树后面，离他不到五十步。
封常清没有看见他。
不是看不见，是没注意。他在长安待了十几天，已经不太习惯被人跟着了。在西域，他身后的每一步都有康摩质，康摩质会替他看背后。在长安，康摩质也在，但康摩质也没看见。
那人站在杨树后面，看着封常清骑马走远，消失在官道的尽头。
然后他转身，朝范阳城走去。
他走得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他的腰上挂着一块牌子，铜的，上面刻着一个字。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