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杨相的索礼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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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宴后的第三天，杨国忠又派人来了。
这一次不是请柬，是一封信。信没有通过客栈的掌柜转交，是杨国忠的一个亲随亲自送来的。那人穿着灰色的棉袍，没有穿锦袍，没有佩银刀，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仆从。但康摩质注意到他进门的时候目光先在客栈大堂里扫了一圈——不是看人的那种扫，是看地形的那种扫，像一个人走进一间陌生的屋子，先在脑子里画一张地图。
“封节度使，杨相国请您过府一叙。”
康摩质把信放在桌上，退到一边。封常清正在翻《风土记》中关于“西域诸国互市”的那一章。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那封信。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烫金，没有花纹，只有“封常清亲启”四个字。字迹潦草，和上次请柬上杨国忠的签名一样，张牙舞爪的。
“什么时候？”
“现在。”
封常清把书合上，塞进怀里。
他在安西养成了一个习惯：永远把《风土记》带在身上。不是为了随时翻看，是为了万一有什么事，这本书不会落在别人手里。书里有太多东西——西域诸国的虚实、各部落的恩怨、商道的秘密、人心的深浅。这些东西落到长安的人手里，他们看不懂，也不会珍惜，但封常清珍惜。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门口。
康摩质跟在后面。
“你不用去。”封常清说。
康摩质愣了一下。“阿郎——”
“杨国忠要见我，不是要见你。”封常清的语气很平，“你在客栈等我。一个时辰我不回来，你就去找段秀实。”
康摩质的脸色变了一下。段秀实在安西，八千里外。封常清说“去找段秀实”，意思是“一个时辰我不回来，你就当我已经死了”。这不是命令，是交代后事。
“阿郎——”
“一个时辰。”封常清推开门，走了出去。
杨国忠的宅子在亲仁坊，和崇仁坊隔着两条街。
封常清骑马过去，不到一刻钟。他在亲仁坊巷口勒住马，看了一眼。巷口站着四个仆从，穿着统一的青色锦袍，腰佩横刀，站得笔直。看见封常清，一个人跑进去通报，另三个人让开了路。
巷子很深，两边的院墙很高，高到看不见里面的房子。院墙上爬着枯藤，在冬日的冷风中瑟瑟发抖。封常清骑马走进去，拐杖挂在马鞍上，一晃一晃的，笃，笃，笃，撞在马镫上，声音在窄巷里回荡，像有人在敲一扇关着的门。
杨府的大门是朱红色的，门上钉着铜钉，铜钉有小孩的拳头那么大，一排一排的，密密麻麻的，像一张张闭着的嘴。门前蹲着两只石狮子，一只张着嘴，一只闭着嘴，眼睛都瞪着来人的方向，眼珠子是黑色的石头打磨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光。
封常清在石狮子前面下了马。左腿落地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他把拐杖从马鞍上取下来，拄着，走上台阶。台阶有五级，比紫云楼多了两级。每级的宽度一样，高度也一样，是标准的官造台阶，不像客栈门口那些被踩变形的老石阶。
他上了五级，站在门口。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青色的圆领袍，面容清瘦，颧骨很高，眼睛很小，但很亮。他站在那里，拱了拱手，脸上挂着一丝笑容——不是奉承的笑，是一种“我认识你”的笑。
封常清看着他，愣了一下。
“李澄？”
“封兄，又见面了。”
李澄。安西旧人。十年前从安西调回长安，从小吏做到了户部郎中。上一次封常清在杨国忠的宴会上见过他——他站在杨国忠身旁，劝他“识时务”。那时候封常清没有接他的话，他也没有再说。
“你在杨府做事？”封常清问。
李澄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睛眨了一下。“我在杨相国手下做事。不是杨府，是朝廷。”
封常清看着他，没有说话。
李澄侧身让开。“封兄，请。杨相国在书房等你。”
杨国忠的书房很大，大得不像书房，像一间小型的议事厅。三面墙都摆着书架，书架上的书码得整整齐齐，但封常清注意到那些书的书脊都是新的，没有磨损，没有折痕，有的甚至连封皮上的签条都没有撕。这些书不是用来读的，是用来给人看的。
书房的中间摆着一张紫檀木的长案，案上铺着一块毡子，毡子上放着一套茶具——银壶、瓷杯、玉碗，还有一个小铜炉，炉子里燃着炭，炭火上坐着一把紫砂壶，壶嘴冒着白色的蒸汽，嘶嘶地响。
杨国忠坐在案后，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锦袍，没有穿外出的朝服，也没有系那条镶满宝石的金腰带。但他手上还是戴着戒指，三个，金的和玉的，和曲江宴那天一样，戴在同一只手上，把肉箍得像一节灌得太满的香肠。
他看见封常清进来，没有站起来。
“封节度使，坐。”
封常清在案前坐下来。椅子是太师椅，硬木的，没有垫子。他把拐杖靠在椅边，把左腿伸直了一些，膝盖在案面
李澄没有跟进来。门关上了。
书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杨国忠拿起茶壶，倒了两杯茶。茶汤颜色浅黄，清澈透亮，有一股淡淡的花香。他把一杯推到封常清面前，另一杯端起来，吹了吹，抿了一口。
“封节度使，曲江宴那天，你说‘风情不能御敌’。”杨国忠放下茶杯，看着封常清，“本相回去想了很久，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封常清没有说话。
“所以今天请你来，是想问问你——什么能御敌？”杨国忠的语气很轻，轻得像在问一个不重要的、随口一提的问题。
封常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他的舌头麻了一下。他放下杯子。
“粮，饷，兵，甲。”他说了四个词，每个词之间停顿了一下，像一个人在用锤子往墙上钉钉子，“粮足则军不饥，饷丰则士不怨，兵精则战不怯，甲利则阵不破。四者有之，可御敌。缺一者，不可御敌。”
杨国忠点了点头。他的头点得很慢，像是在品味封常清说的每一个字，又像是在想别的事。
“粮，朝廷有。饷，朝廷有。兵，朝廷有。甲，朝廷有。”杨国忠一个一个地数，“都有了，为什么还怕安禄山？”
封常清看着杨国忠的眼睛。杨国忠的眼睛很小，被脸上的肥肉挤得几乎看不见了，但那两条缝里透出来的光很亮，亮得不像一个被酒色泡肿了的人。
“因为粮在仓里，不在兵手里。饷在账上，不在士手里。兵在籍册里，不在营里。甲在库房里，不在身上。”封常清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安禄山的粮在兵手里，饷在士手里，兵在马上，甲在身上。所以他不怕朝廷，朝廷怕他。”
杨国忠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戴戒指的那只手，无名指和中指交替起落，笃，笃，像一个人在犹豫要不要开口。
“封节度使，”杨国忠的声音低了一些，“你在安西二十年，手里有多少兵？”
“三万。”
“三万。”杨国忠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像是在算一笔账，“安禄山有十五万。你的三万，能挡住他的十五万吗？”
封常清沉默了片刻。
“守，可以。攻，不可以。”
杨国忠点了点头。这次他的头点得快了一些，像是得到了一个他想要的答案。
“封节度使，”他忽然换了一个话题，语气从“闲聊”变成了“商量”，“西域的珍宝，这些年进贡到宫里的，越来越少。陛下嘴上不说，心里不太高兴。”
封常清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握了一下。
“安西这几年打仗，屯田，修城，花钱的地方多。能进贡的东西少了，臣向陛下请过罪。”
杨国忠摆了摆手，像是在说“那些都不重要”。
“打仗归打仗，进贡归进贡。陛下喜欢新奇的东西，你是知道的。西域的玉、宝石、香料、珍禽异兽——这些东西在安西不值钱，在长安就是无价之宝。”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又放下，“你这次回京述职，带了一些什么？”
书房里的温度没有变，炭盆还烧着，茶壶还在嘶嘶地冒蒸汽。但封常清觉得空气忽然变冷了，冷到骨头里。不是外面的冷，是里面的冷，从胃里往上翻，翻到胸口，翻到喉咙。
他看着杨国忠。杨国忠也在看着他。
“臣带了一本账册。”封常清说。
杨国忠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神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果然如此”的那种变化，像一个人猜到了谜底，等对方说出来。
“安西军费收支册。”封常清从袖子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放在案上，“天宝八年以来，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在上面。粮多少，饷多少，甲多少，马多少，修城花了多少，屯田收了多少，一一列明。”
杨国忠看着那本册子，没有伸手去拿。
“封节度使，本相问的不是这个。”
“臣知道。”封常清的声音很平，“但臣只有这个。臣在西域二十年，攒下的东西，都在这里。”
杨国忠盯着他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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