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未完成（1/2）
新历11年，4月7日，圣辉城中心广场。
早晨六点半，天还没完全亮。
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不是政府通知的。布告栏昨晚贴出雷诺伊尔要讲话的消息，只有三行字，没写讲什么。但消息像长了脚，一夜之间传遍全城。
老科瓦四点就起来了。他用独臂推着安德烈的轮椅，走了四十分钟。叶戈尔被他牵着，深一脚浅一脚，眼睛看不见，但耳朵竖着，听沿路的人声——人很多，脚步声很密，像潮水往一个方向涌。
周老板把杂货店门板上了锁，挂出“今日歇业”的牌子。他老婆抱着孩子跟在后面，孩子还在睡，裹着毯子，只露出半张脸。
王老师揣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搪瓷杯，杯子里没茶，空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带着它，只是觉得这种场合，手里该攥点什么。
荣军院来了一百多号人。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被人推着、抬着、背着。老科瓦在人群里看见了那个用嘴叼锤子的年轻人——他今天没叼锤子，叼着一面叠成小方块的共和国旗，旗角在风里轻轻飘。
维特根斯克灾民代表站在前排。他们穿着救济发的灰棉袄，洗得很干净，补丁缝得整齐。地震过去两个月了，他们的脸还是黑的——不是没洗干净，是那场灾难留下的印记，刻在皮肉里，擦不掉。
广场上，三万人。
安静。
只有风。
七点整。
雷诺伊尔走上临时搭的木台。
他没穿元帅服，没戴勋章，没佩军刀。只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深灰便装，领口磨出了毛边。头发刚剃过，鬓角剃得太短，露出青白的头皮。脸有点肿——昨晚一夜没睡，批文件批到凌晨四点，又改了五遍演讲稿。
他把稿子揣进兜里，没拿出来。
台下的人看着他。三万双眼睛，有的亮，有的浑浊，有的少了眼眶只剩疤痕，有的噙着泪。
他开口。
“我叫雷诺伊尔。”
第一句，很平。
“十六年前，我在北境矿场挖煤。每天下井十二小时，上来的时候，指甲缝里全是黑的，洗不掉。”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挖煤，攒钱，娶媳妇，生孩子，让孩子接着挖煤。”
他顿了顿。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命。那是压迫。”
台下有人点头。老矿工，手背上有煤渣渗进皮肤留下的青黑色纹路。
“旧帝国压迫我们，黑金压迫我们，合众国压迫我们。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换着名头，换着旗子，换着口号。”
“但他们要的东西，从来没变过。”
他伸出右手，一根一根掰手指：
“第一，要你听话。第二，要你干活。第三，要你死了，还觉得死得光荣。”
“第四——”
他把手放下。
“没有第四。他们只在乎前三样。”
广场上有人笑。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把苦嚼烂了咽下去、又从喉咙里反出来的笑。
“我当兵那会儿，”雷诺伊尔继续说，“班长教我们：枪口永远朝外，不准对准人民。”
“我问：那人民被欺负了怎么办？”
“班长说：那你就挡在人民前面。”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挡在人民前面。”
“那之后十二年，我一直在想：人民是谁？”
“是北境矿场里指甲缝发黑的工友？是维特根斯克废墟下埋着的母亲和孩子？是龙域战场上肠子流出来还抱着电台的通信兵？是荣军院里用嘴叼锤子打铁的老科瓦？”
“还是——”
他指向人群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
“那个地震后失去丈夫、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寡妇？”
妇女愣住了。她旁边的人转头看她。她低下头，把孩子搂得更紧。
雷诺伊尔收回手。
“都是。”
“人民不是抽象的词。是你们，是我们，是那些我们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活着和死了的人。”
“人民是具体的。”
“具体到：明天有没有粮票，孩子能不能上学，老母亲的风湿腿冬天疼不疼。”
“具体到：那些在南方受苦的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
广场上更安静了。
风停了。
雷诺伊尔深吸一口气。
“南方。”
他把这两个字咬得很慢。
“我上任十八天，有人问我十八次：什么时候打南方？”
“我说：没钱，没兵，没准备好。”
“他们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南方那五亿人死光吗？”
他顿了顿。
“五亿人。”
他把这个数字又重复了一遍。
“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
“那是我们共和国现有国土的一点七倍。”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
“你们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吗？”
没人回答。
“旧帝国时期，那是我们的地。”雷诺伊尔说，“农民在那片地上种水稻，渔民在那片海里打鱼，孩子在那些城里念书、看病、长大。”
“后来帝国烂了。从里往外烂。官僚贪污，贵族腐败，军队欠饷。四十五个外敌轮番来打，打到边境线缩了又缩，打到南方成了战场，打到老百姓不知道明天醒来头上插的是谁的旗。”
他顿了顿。
“但帝国没投降过。”
“没签过任何割地条约。”
“南方不是丢的。”
“是烂掉的。”
他把这三个字砸在地上。
“旧帝国最后那几年，国库空了，人心散了，当官的把军费揣进自己腰包，当兵的饿着肚子打仗。外敌打进来，没人愿意卖命。”
“后来帝国垮了，不是被外敌打垮的，是被自己人——被那些趴在人民身上吸血、吸到最后一滴就跑路的人——拖垮的。”
“他们跑了。”
“带着搜刮的金银，带着从人民嘴里抠出来的粮食，带着从士兵尸体上扒下来的装备，跑到国外，跑到南方，跑进黑金的庇护所。”
“然后黑金来了。”
“黑金不是外敌。黑金是旧帝国尸体上长出来的蛆。”
“他们穿着新制服，喊着新口号，说‘净化’、说‘新生’。干的还是那套老活：要你听话，要你干活，要你死了还觉得死得光荣。”
“南方老百姓又熬了十年。”
“熬到黑金也垮了，熬到共和国成立，熬到我们终于腾出手来——”
他看着台下。
“他们还在熬。”
没有人说话。
老科瓦低着头，盯着地面。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压着劲。
安德烈攥着轮椅扶手，指节发白。
叶戈尔睁着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眼眶红了。
雷诺伊尔向前迈了一步。
“这十八天，我一直在算账。”
“算钱，算兵，算粮，算装备，算伤亡概率，算国际反应，算战后重建要多少年。”
“算来算去，结论还是：现在打，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
他把这四个字含在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现在动手，要死人。可能死很多。可能死到我们承担不起。”
“所以要先发展。先种地，先修路，先攒钱。等我们强大了，再考虑统一的事。”
他停了几秒。
“这个逻辑对不对？”
台下没人应。
“对。”他自己回答，“非常对。对得无可挑剔。对得每个数字都能对上。”
“但是——”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走到台子边缘。
“这个逻辑里，没有五亿人。”
“五亿人，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在这个账本里，只是一行字。”
“不是具体的脸。”
“不是等着回家的人。”
“不是那些被献祭的孩子、被屠杀的村民、被活活累死在种植园里的农奴。”
“只是数据。”
他顿了顿。
“张司长临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当你开始把人命变成数字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因为你算来算去，算到最后，总会有个结论：这部分人，可以牺牲。”
“为了大局，可以牺牲。”
“为了未来，可以牺牲。”
“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可以牺牲。”
他抬起头。
“可那些被牺牲的人，也是人民。”
台下有人开始哭。压抑的，闷在胸腔里的哭声。
雷诺伊尔没有停。
“我是共和国的主席。我的责任，是算账。”
“但我也是从北境矿场走出来的矿工。”
“我见过工头怎么克扣口粮，见过童工怎么被卷进传送带，见过老矿工矽肺发作、咳血咳到天亮、死了之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我知道压迫是什么滋味。”
“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压迫，都不是因为‘合理’才存在的。”
“是因为我们顺从了它的合理。”
他把手按在胸口。
“旧帝国说：地主收租天经地义。我们顺从了。”
“黑金说：净化是唯一出路。我们顺从了。”
“资本说：剥削是市场规律。我们顺从了。”
“顺从了八百年。”
“顺从到忘记了——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
他的声音提高了。
“我们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
“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
“是因为共产主义必须存在！”
台下，三万人的呼吸同时凝住。
“如果有一天，压迫消失了，剥削消失了，人人平等了——那时候，共产主义也许会成为历史。”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共产主义必须存在。”
“存在，就是一根刺。”
“刺在所有压迫者的喉咙里。”
“刺在所有‘现实逻辑合理’的口号上。”
“刺在每一个‘算了、认了、就这样吧’的念头里。”
他向前伸出右手，五指张开。
“共产主义者不是算命的。我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远，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看到终点。”
“但我知道——”
“有人压迫，就要有人反抗。”
“有压迫者的刀，就要有反抗者的枪。”
“有反抗者的枪，就要有开枪的决心。”
他握紧拳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是你明知道可能失败，依然要站起来。”
“是你明知道对方比你强大，依然要冲上去。”
“是你明知道这一次可能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依然要为下一次改变，多铺一寸土。”
台下，老科瓦忽然笑了。
他笑着，眼泪从沟壑纵横的脸上流下来。
“张主席说过一句话。”雷诺伊尔继续说。
他看向南方，那个方向，锈蚀峡谷在两千公里外，阿特琉斯在峡谷边缘等待，斯劳特正在朝那扇门走去。
“他说：对不起，那些炙热的眼睛。”
“我那时候不懂。”
“现在我懂了。”
“他不是对不起自己。”
“是对不起那些相信他的人。”
“对不起那些在维特根斯克废墟里等他救援的人。”
“对不起那些在南方等他回家的人。”
“对不起那些——把命交给他，他却没能救回来的人。”
雷诺伊尔深吸一口气。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替张司长道歉。”
“道歉没有用。”
“死人听不见道歉。”
“活人也不需要道歉。”
“需要的是——”
他顿了顿。
“——未完成的，继续完成。”
台下，开始有人跟着念。
声音很轻，像风。
“未完成的……”
“继续完成……”
雷诺伊尔抬起手，人群安静下来。
“南方不是丢的。”
“是旧帝国烂掉的。”
“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收复的。”
他指着南方的天空。
“五亿人在那里。”
“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在那里。”
“那不是敌人的土地。”
“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是张司长临死前，还在惦记的家。”
他收回手，面向台下。
“有人问我：你现在没钱没兵，拿什么收复？”
“我答：拿命。”
“不是我的命。是我们所有人的命。”
“矿工的命，农民的命，士兵的命，铁匠的命，教师的命。”
“每一个不愿顺从的人的命。”
“每一双不甘心被压迫的眼睛。”
他的声音不再高亢，沉下来，像铁砧。
“旧帝国烂了，我们爬起来。”
“黑金来了，我们打回去。”
“合众国压境，我们扛了三年。”
“南方分裂了，我们……”
他停了一瞬。
“我们会把它接回来。”
“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我们会做。”
“因为这是未完成的。”
“张司长没做完的，我们做。”
“这代人做不完，下代人接着做。”
“下代人做不完，下下代人接着做。”
“只要共和国还在，只要人民还在，只要那根刺还扎在压迫者喉咙里——”
“这件事，就没完。”
他后退一步。
三万人的广场，鸦雀无声。
雷诺伊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声音放得很轻：
“我小时候，在北境矿场，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老头，一辈子种树。有人问他：你种的树，你自己又用不上，图什么？”
“老头说：我用不上，我儿子用得上。”
“那人说：你儿子也不一定用得上。”
“老头说：那就我孙子。”
“那人说：你孙子也不一定。”
“老头说：那就孙子孙子孙子。”
“那人说：那你要种到什么时候？”
“老头指着眼前那片荒山，说：种到山绿为止。”
台下有人笑。
笑着笑着，哭了。
雷诺伊尔没有笑。
他看着台下，看着那三万双眼睛——有的浑浊，有的明亮，有的只剩下疤痕。
他说：
“南方那片山，现在也荒着。”
“五亿人在那边，等我们去种树。”
他顿了顿。
“他们等了三十年。”
“不能再让他们等下去了。”
他把右手放在左胸，不是敬礼，是按住自己的心脏。
“我叫雷诺伊尔。”
“共和国第二任主席。”
“我在这里，代表所有还活着的人，对那些在南方受苦的同胞说一句话。”
他深吸一口气。
“再等等。”
“路很难走，但我们已经在铺了。”
“铺路要时间，要粮食，要铁，要血。”
“但我们有。”
他看向人群里老科瓦，看向安德烈，看向叶戈尔，看向那个用嘴叼着国旗的年轻士兵。
“我们有的是，不愿意跪着活的人。”
他收回手。
“今天的话，讲完了。”
他后退两步，站定。
台下，三万人，依然安静。
然后，不知是谁，第一个鼓起掌。
掌声稀疏，像初春的雨点。
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老科瓦用独臂鼓掌，掌缘拍在断臂的袖管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
安德烈用拳头捶着轮椅扶手。
叶戈尔看不见，但他拼命鼓掌，掌根撞在一起，又麻又疼。
周老板的老婆把孩子举起来，孩子不懂，但跟着大人拍手，小手掌拍得通红。
掌声像潮水，从广场中央向四周扩散，涌上街道，涌过电车轨道，涌过那些还没拆除的脚手架，涌向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七点四十三分。
太阳终于从云层后面探出来。
金色的光斜斜地照在广场上，照在雷诺伊尔深灰便装的肩头，照在三万张或年轻或苍老、或完整或残缺的脸上。
他站在光里。
没有笑。
只是看着台下，看着那些眼睛。
然后，他走下台。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
他走过老科瓦身边时，停了一步。
老科瓦抬头看他。
雷诺伊尔没说话，只是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那面小国旗——是那个年轻士兵用嘴叼着、后来掉在人群里的。
他掸了掸旗面上的灰，叠好，塞进自己胸口的口袋里。
然后，他继续走。
走出广场，走进晨光，走进那些还没批完的文件、还没算完的账、还没铺完的路。
掌声还在身后响着。
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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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文化院地下档案区。
墨文站在窗前，听着第五卷·神圣曙光 第十五章：未收复的土地
新历11年，4月7日，下午二时。
圣辉城中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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