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东北的坟与雪（1/2）

2019年11月20日，凌晨五点，北京站。

沈遂之一个人，背着个简单的双肩包，穿着最普通的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帽檐压得很低。没有助理，没有保镖，没有送行的人。他买了张普通软卧车票，K字头，慢车，要开十几个个小时才能到铁岭。

检票口排着长队，大多是返乡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他混在人群里，没人认出他——或者说，没人想到沈遂之会坐这种车。

上车，找到铺位，是上铺。他把包扔上去，坐在下铺的窗边。对面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正在泡方便面。

“小伙子，去哪啊？”大爷问。

“铁岭。”沈遂之说。

“回家？”

“嗯……算是。”

车开了，北京在晨雾中渐行渐远。沈遂之看着窗外掠过的荒凉田野，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也是坐这样的慢车，从东北来北京。不同的是，那时是南下，现在是北上。那时是出发，现在是……归途。

他掏出手机，关机。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老式MP3——2001年买的，里面存着他当年录的戏曲唱段，还有师父教戏时的录音。

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沙沙的噪音后，师父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遂之，今儿教你这段《赤伶》。记住，裴晏之不是英雄，是个戏子。戏子唱戏是本分，但唱到用命去唱，那就是……道了。”

那是2000年春天，师父最后一次完整地教他《赤伶》。

沈遂之当时在北京，刚拍完第一个广告，赚了五千块钱。他给师父打电话，说：“师父，我有钱了，我接您来北京。”

师父在电话里笑：“傻小子，钱你留着，在北京好好混。混出人样了，回来给师父唱段戏就行。”

可沈遂之没混出人样——或者说，他混出了另一种“人样”。成了影帝，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大佬。但没唱戏。

等他终于想起要回去给师父唱戏时，师父已经走了多年了。

列车在铁轨上摇晃，像摇篮。沈遂之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鬓角。

对面的大爷看见了，没说话，只是把泡好的面推过来一碗：“吃点，热乎。”

沈遂之摇头：“谢谢，不饿。”

“心里有事吧？”大爷点了支烟，“这趟车我坐了三十年，见多了你这样的——从北京往回走的，十个有八个心里揣着事。”

沈遂之没接话。

大爷自顾自说：“我儿子也在北京，搞IT的，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坐这车，他也像你这样，不说话，光看窗外。我问他想啥呢，他说想老家，想他妈做的酸菜白肉。”

沈遂之终于开口：“您儿子……常回来吗？”

“不常。”大爷吐了口烟，“忙。说北京房子贵，得拼命赚钱。我说钱赚不完，你妈想你。他说知道，但回不来。”

列车驶过一片白桦林，叶子落光了，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像黑色的裂纹。

“您怪他吗？”沈遂之问。

“怪啥？”大爷笑了，“人往高处走。我就是想，等我死了，他得回来送送。别像他三叔似的，儿子在上海，老爹死了三天才赶回来，人都硬了。”

这话像把锤子，砸在沈遂之心上。

师父死的时候，他在戛纳走红毯。经纪人打电话说“赵班主走了”，他对着手机愣了很久，然后继续微笑，继续拍照，继续接受采访。晚上回到酒店，才一个人在浴室里哭了一场。

没回去送终。

没见到最后一面。

甚至……没在师父坟前磕过头。

三年了。

列车广播报站：“山海关站到了，停车八分钟。”

沈遂之下车，站在月台上。十一月的山海关，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远处是长城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他想起师父说过：“山海关往北，就是关外了。咱们东北人，出了山海关，就算离家了。”

当年师父离开东北，去关内唱戏，经过这里时，是不是也这样站过？

站了多久，抽了多少烟，想了些什么？

没人知道了。

因为能告诉他答案的人，已经埋在东北的黑土里了。

铁岭转车，又坐了三个小时大巴，到一个小县城。再转乡村小巴，颠簸两个小时后，司机说：“到站了，就这儿。”

沈遂之下车，眼前是一片茫茫的雪原。

十一月末的辽宁农村，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天地间一片素白，只有远处的村庄冒着几缕炊烟，像水墨画里的淡墨。

他按照记忆里的地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西头走。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嘎吱作响。羽绒服不抗风，寒气从领口灌进来，冻得他牙齿打颤。

走了半小时，看见一片坟地——没有规整的墓碑，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土包，盖着雪，像大地隆起的疮疤。

他在坟地边缘站了很久，才找到师父的坟。

比想象中更简陋——一个小小的土堆，一块粗糙的青石板当墓碑，上面用红漆写着：“赵青河之墓”，

那字是他三年前托人写的，当时他在巴黎拍广告，让助理转了五千块钱给村里的远房亲戚，拜托他们修坟立碑。

现在看来，那五千块钱可能没全花在坟上——土堆很小，石板很糙，连个围栏都没有。周围的雪地里，还能看见野兔的脚印。

沈遂之跪下来。

膝盖陷进雪里，冰冷刺骨。他没在意，只是看着那块粗糙的石碑，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用手扒雪。

没有工具，就用手。冻僵的手指插进雪里，扒开，再插进冻土里，把坟周围的杂草和积雪一点点清理干净。指甲劈了，渗出血，混着雪水，但他没停。

清理出一片干净的地面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三样东西——

一瓶白酒，是师父最爱喝的北大仓。

一盒糕点，是师父当年在河北时，总念叨的“长春鼎丰真”。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师父唯一一张合影——1992年，剧团演出后，师徒俩在后台拍的。照片里，师父搂着他的肩，他捧着奖状，两人都笑得很傻。

他把酒打开，倒在坟前。酒液渗进冻土，很快不见了。

“师父，”他开口，声音沙哑，“我来看您了。”

风在坟地里呼啸，像无数亡灵在低语。

“我……我拍完《赤伶》了。就是您教我的那出戏。拍成电影了，张艺谋导的，韩三平监制，好多好多人一起拍的。”

他从背包里拿出平板电脑——这是唯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存着《赤伶》的粗剪片段。

点开，是裴晏之赴死那场戏。

声音在空旷的雪原上响起，有些单薄，但每个字都清晰：

“我裴晏之，唱了一辈子戏……戏里有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可戏终究是戏……”

沈遂之跪着，看着屏幕，也看着坟墓。

像是在给师父汇报，也像是在给自己交代。

片段放完，雪地里一片寂静。

只有风声。

“师父，”沈遂之的声音开始颤抖，“您教我的戏，我唱了。您说的‘戏比天大’，我懂了。您要我‘混出人样’，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混出人样了。”

他低下头，眼泪砸在雪地上，融出一个个小坑：

“我有钱了，有很多钱。有名了，有很多名。有很多人喜欢我，也有很多人恨我。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帝国，自己的……一切。”

“可是师父，我好像把最重要的东西丢了。”

“我把戏丢了。把您教的‘本分’丢了。把那个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发誓要唱好戏的沈遂之……丢了。”

他哭出声来，压抑了三年的愧疚，像决堤的洪水：

“您走的时候，我在戛纳，在走红毯，在对记者笑。我没回来送您，没见您最后一面，甚至……三年了才第一次来给您上坟。”

“我不是个好徒弟，不是个好儿子，不是个好人。”

“我……”他哽咽得说不下去，只能拼命磕头。

额头磕在冻土上，咚咚作响。一下，两下，三下……直到渗出血，染红了雪。

不知道磕了多少个，他终于瘫倒在坟前，像只受伤的野兽，蜷缩着，颤抖着，哭到几乎窒息。

雪又开始下了。

细细的雪粒，像天上的盐，洒在坟头上，洒在他身上。

渐渐地，他的哭声小了，变成了压抑的抽泣。又过了很久，抽泣也停了。

他躺在雪地里，看着灰白的天空。

师父的脸在脑海中浮现——不是临终时的枯槁，是教戏时的严厉与慈爱。

“小沈，这段唱腔不对，重来！”

“小沈，身段要圆，圆懂吗？”

“小沈，今天表现不错，师母亲手包的饺子，多吃点。”

“小沈，你去闯吧，师父等你回来唱戏。”

记忆像旧胶片，一帧帧闪过。

那些他以为忘了的细节，原来都记得——师父手上的老茧，师父抽烟时的姿势，师父听戏时闭眼打拍子的样子，师父最后一次送他上车时，偷偷塞在他包里的两百块钱……

“师父，”他轻声说，“我回来了。”

“虽然晚了，但我回来了。”

雪越下越大，很快在他身上盖了薄薄一层。

他不在乎。

就这样躺着，躺在师父的坟前，像回到了小时候——练功累了，躺在剧团的院子里，师父给他扇扇子，说“歇会儿，不着急”。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喊声：

“谁在那儿呢？”

沈遂之坐起来，看见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走过来，穿着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

“我是赵青河的徒弟。”沈遂之站起来，拍掉身上的雪。

老大爷走近了，眯着眼看了他很久：“你是……小沈？那个唱戏的小沈？”

“您认识我？”

“认识！你师父总念叨你！”老大爷激动了，“走，上家去！这大冷天的，跪这儿干啥！”

老大爷姓王，是师父的发小，住村东头。

土炕烧得热乎乎的，沈遂之坐在炕沿上，手里捧着热乎乎的玉米糊糊。王大爷在翻箱倒柜，从炕柜最底下掏出一个红布包。

“你师父临走前，把这个交给我。”王大爷把布包递给沈遂之，“说要是小沈回来了，就给他。”

沈遂之接过，手有些抖。

布包很旧了，红布褪成了粉白色。他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那两百块钱——师父当年塞给他的，他根本不知道师父塞了钱，到了北京才发现。他打电话回去，师父说：“留着，应急。”他没花，一直留着，后来……弄丢了。

原来师父又收回来了。

钞票已经脆得快要碎了，用塑料膜仔细封着。

第二样，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小沈亲启”。

沈遂之拆开，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学生作业本纸，字迹歪歪扭扭——师父的手已经抖得握不住笔了。

“遂之，我的儿：

师父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这病，医生说就这几个月了。

师父不怪你。你在北京忙，师父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理。

就是有件事，师父得跟你说说——

那年你离开剧团，师父跟你说‘混出人样’，那是气话。其实师父想说的是：不管混成啥样，别忘了你是唱戏的。戏子的根，在台上，在戏里，在……心里。

师父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唱了多少戏，是教出你这个徒弟。你嗓子好，身段好，最重要的是——心里有戏。

所以啊，遂之，别把自己弄丢了。

师父等你回来唱戏。要是等不到，你就对着东北方向，给师父唱一段。

师父在那边，能听见。

师父亲笔”

信很短，就一页纸。

沈遂之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心上。

他把信按在胸口，眼泪又涌出来，但这次没哭出声，只是默默流泪。

王大爷拍拍他的肩：“你师父临走前那几天，天天念叨你。说‘遂之该拿影帝了’‘遂之该开公司了’‘遂之……该回来了’。我们问他，咋不叫遂之回来？他说，孩子忙，别耽误他。”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个画面——师父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等一个他亲手送走，却再也等不回来的徒弟。

“还有第三样。”王大爷指了指布包最底下。

沈遂之拿起那样东西——是一盘磁带。老式的TDK磁带，壳子上贴着标签：“小沈《赤伶》全本，1993.4.15”。

是他最后一场在戏班子演出的录音。

但这不是剧团录的那版，是师父自己录的——用那种最简陋的录音机，坐在台下录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大，但能听出师父偶尔的咳嗽声，和低声的跟唱。

“你师父啊，就把你这盘磁带当宝贝。”王大爷说，“病重的时候，天天听。听着听着就笑，说‘我徒弟唱得多好’。听着听着又哭，说‘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不唱戏了’。”

沈遂之把磁带紧紧握在手里，塑料壳硌得掌心生疼。

“大爷，”他声音沙哑，“我师父的坟……是不是太简陋了？”

王大爷叹了口气：“村里穷，你给的钱，亲戚们分了分，就剩一点修坟。你师父没儿没女，就你一个徒弟，久了，也就没人管了。”

沈遂之站起来：“我要重修师父的坟。立最好的碑，修最好的坟园。还要在村里盖个戏曲传习所，教孩子们唱戏——用我师父的名字命名。”

王大爷愣了：“那得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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