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光影重生（2/2）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你连这个都算计到了？”

“不算计，怎么做商业？”热巴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有疲惫，“但这不只是算计。张艺谋确实是目前最适合拍《赤伶》的导演——他懂中国传统美学，懂怎么用镜头讲故事，懂怎么在国际上拿奖。最重要的是……”

她顿了顿：

“他需要一部作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能拍出《活着》《红高粱》的张艺谋。而我们需要一个导演，把《赤伶》拍成能流传下去的电影。这是双赢。”

沈遂之走回沙发坐下，端起茶杯。茶是刘亦菲泡的，温度刚好，茶汤清亮。

“但怎么打动他？”他问，“用钱？张艺谋不缺钱。用名？他已经是中国最着名的导演。”

“用戏。”刘亦菲轻声说。

两个男人都看向她。

“张导是爱戏的人。”刘亦菲说，“我十六岁拍《天龙八部》时，去《十面埋伏》片场探班，看见他在教章子怡甩水袖。一个镜头拍了三十七遍，就为了袖子甩起来的弧度够不够美。那时我就想，这个导演，心里有对美的偏执。”

她看向沈遂之：

“如果你能用戏打动他，用裴晏之的故事打动他，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打动他——他一定会接。”

沈遂之沉默了很久。

茶凉了，他也没喝一口。

窗外，北京的后半夜，城市依然灯火通明。那些光里有无数个故事——成功的，失败的，正在发生的，已经结束的。

他的故事，从东北一个小剧团开始，一路走到这里。

现在，他要往回走。

不是倒退，是回归。

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用最原始的方式，讲一个最中国的故事。

“约他。”沈遂之最终说，“用最传统的方式——写信。我手写。不用公司名义，用我个人的名义。不说商业，只说戏。”

热巴点头：“信里写什么？”

沈遂之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研墨——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重要的事，都用毛笔写。

他提笔，蘸墨，悬腕。

第一行：

“张艺谋导演台鉴：

晚辈沈遂之，东北戏班出身，蹉跎二十年，近日重拾旧艺，作《赤伶》一曲。然曲终人散，终觉不足。裴晏之之故事，戏曲之精魂，‘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精神，当以光影载之，方可不朽。

闻导演困于时局，犹记昔年《红高粱》之烈，《活着》之悲，《英雄》之美。今有一戏，愿奉于前——非为商业，非为名利，只为戏。

若蒙不弃，愿当面呈。

后学沈遂之 顿首”

写罢，他放下笔，看着未干的墨迹。

热巴走过来，看着信，忽然说：“你写‘困于时局’，不怕得罪他？”

“艺术家最怕的不是困局，是没人懂他的困局。”沈遂之说，“我懂，所以我要说出来。”

刘亦菲拿起信，轻轻吹干墨迹：“我陪你一起去送。”

“不。”沈遂之说，“我一个人去。这是戏班子的规矩——拜师学艺，要一个人，诚心诚意。”

三天后，怀柔，雨还在下。

沈遂之一个人开车来的，没带助理，没带司机。车是普通的黑色SUV，停在影视基地门口时，保安都没认出来。

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那封信，还有一盘磁带，是师父留给他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

张艺谋的助理在门口等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眼神谨慎：“沈总，张导在办公室等您。但他今天心情不太好，乐视那边又来了人。”

“来干什么？”

“催《长城2》的合同。”助理压低声音，“张导已经推了三次了。”

沈遂之点点头，跟着助理往里走。

影视基地很大，雨后的小路湿漉漉的，两旁是仿古建筑和现代摄影棚的混合体。路过一个棚时，沈遂之听见里面传来唱戏的声音——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段子。

他停下脚步。

“那是《影》的拍摄棚，还在补镜头。”助理说，“邓超和孙俪在里面。”

沈遂之听了会儿，摇摇头：“唱得不对。虞姬自刎前的那个眼神，不是绝望，是解脱。她终于可以永远和霸王在一起了。”

助理愣住了：“沈总懂戏？”

“四岁学戏，童子功出身。”沈遂之说，“后来丢了，现在想捡回来。”

走到办公室门口，助理敲门：“张导，沈总来了。”

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进。”

沈遂之推门进去。

办公室比想象中简朴——一张大书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红高粱》《活着》《英雄》的海报，还有一张他和巩俐、葛优在戛纳的合影。书桌上摊着剧本、分镜稿，还有一杯已经冷掉的茶。

张艺谋坐在书桌后，没起身，只是抬眼看着沈遂之。

他比照片上老，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但眼神依然锐利，像能看穿人心。

“沈总。”他开口，声音沙哑，“坐。”

沈遂之在对面坐下，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

两人都没说话，空气有些凝滞。

窗外的雨声渐大，敲打着玻璃。

“信我看了。”张艺谋终于开口，从抽屉里拿出沈遂之写的那封信，展开，“‘困于时局’——沈总说话很直接。”

“对戏，不敢不诚。”沈遂之说。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那沈总说说，我困于什么时局？”

沈遂之直视他的眼睛：“困于商业和艺术的夹缝，困于过去荣光和现实压力的撕扯，困于……想拍好电影，却不得不拍赚钱电影的无奈。”

话说得很重。

助理在旁边脸色都变了。

但张艺谋没生气，只是看着他：“那沈总给我指条明路？”

“路要自己走。”沈遂之说，“但我可以给您一个理由——一个重新拍‘好电影’的理由。”

他从牛皮纸袋里拿出那盘磁带，放在桌上。

“这是我16岁时，在东北一个小剧团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台下七个观众，平均年龄六十五岁。”

又拿出一个U盘：

“这是二十年后，我和热巴、刘亦菲在地下室重录的《赤伶》。播放量十二亿。”

最后，拿出一沓手写稿：

“这是我想拍的《赤伶》电影剧本——不是商业片，不是献礼片，就是一部关于戏子，关于传承，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电影。”

他站起身，深深鞠躬：

“张导，我恳请您，看看这个本子。听听这盘磁带。然后告诉我——这样的电影，值不值得拍？”

张艺谋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三十四岁，正是最风光的时候，却对他这个过气导演鞠躬，说“恳请”。

他想起1987年，他拍《红高粱》时，去电影局求批文，也是这样深深鞠躬，说：“领导，这部电影，一定要拍。”

三十一年过去了。

鞠躬的人，变成了别人。

但那份“一定要拍”的执拗，一模一样。

“磁带……”张艺谋开口，声音有些哑，“能放吗？”

沈遂之点头。

张艺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老式录音机——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款式，外壳都磨白了。他接过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沙沙的噪音后，年轻沈遂之的声音响起。

简陋的录音效果，简陋的伴奏，但那个声音里的赤诚，穿过二十年的时光，击中了六十八岁的张艺谋。

听到一半，他按了暂停。

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雨声。

“剧本我留下。”张艺谋说，“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好。”沈遂之起身，“那我先告辞。”

走到门口时，张艺谋叫住他：“沈遂之。”

沈遂之回头。

“如果……”张艺谋顿了顿，“如果我接了，你会演裴晏之吗？”

“会。”沈遂之说，“我会重新拾起戏，到能演为止。”

张艺谋点点头，没再说话。

沈遂之走出办公室，走在雨中的影视基地。

雨打在他的脸上，凉丝丝的。

他不知道张艺谋会不会接。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用最诚的心，递最真的本，等一个可能不会来的答复。

就像裴晏之站在空荡荡的戏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依然要唱完那出戏。

因为戏比天大。

因为有些事，明知可能不成，也要做。

走到停车场时，手机震动。

是热巴发来的微信：“怎么样？”

沈遂之回复：“等三天。”

坐进车里，他没立刻发动，只是看着窗外的雨。

雨中的怀柔影视基地，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而他，刚刚在迷宫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三天后，会发芽吗？

他不知道。

但他会等。

等一个导演的答复。

等一场戏的开始。

等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在光影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