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光影重生(1/2)
2018年4月28日,晚十点,《赤伶》上线第八天。
壹心壹意总部数据监控中心,六块曲面屏上实时滚动着各平台数据。播放量曲线在第八天出现了一个小奇迹——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再次上扬,日增播放量突破两亿。
杨天真站在屏幕前,黑眼圈浓重但眼神发亮:“沈总,人民日报今天第三次报道,教育部有领导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把《赤伶》纳入中小学音乐鉴赏课。”
沈遂之坐在监控室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沓纸质信件——是今天刚收到的戏迷来信。他看得很慢,每一封都要读两三遍。
“戏曲协会那边呢?”他没抬头。
“发了正式邀请函,想请您担任戏曲传承大使。”杨天真顿了顿,“还有三家卫视想做戏曲类综艺,报价都很高。”
沈遂之终于抬头:“推了。”
“都推?”
“都推。”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边。北京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染成暗红,看不见星星,“我做《赤伶》不是为了上综艺。”
监控室的门被推开,热巴走了进来。她刚从上海飞回来,身上还带着机场的疲惫,但妆容精致,西装外套搭在臂弯,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数据我看了。”她放下包,走到沈遂之身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好到什么程度?”沈遂之问。
热巴接过杨天真递来的平板,快速滑动:“全平台播放量十二亿,是今年所有单曲最高。翻唱版本超过三千个,从专业歌手到普通网友。戏曲相关搜索量增长百分之四百……”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沈遂之:
“但这只是开始。”
沈遂之看着她:“什么意思?”
“一首歌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月。”热巴放下平板,“一个月后,会有新的热点,新的神曲。到时候,《赤伶》会成为歌单里的一首歌,裴晏之会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戏迷的感动会成为朋友圈里的一条回忆——然后,被遗忘。”
监控室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运行的嗡鸣声。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沈遂之问。
热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词:
传播生命周期
“任何文化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她在词周围画圈,“歌,一个月。电视剧,三个月。电影,半年到一年。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
她在最外层写:
文化符号
“是成为文化符号。”热巴转身,“《梁祝》成为文化符号,不是靠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靠几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芭蕾舞剧,无数次的重新演绎和诠释。《霸王别姬》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电影,是因为张国荣,是因为它被写进教科书,被放进电影史。”
她走到沈遂之面前:
“《赤伶》现在是一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但如果想长成树,想活几十年、上百年,想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它需要更深厚的土壤。”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
这个18岁起就跟在他身边的女孩,这个曾经在深夜为他整理剧本、泡咖啡、听他讲戏曲故事的助理,这个后来成为他商业对手、在董事会和他针锋相对的女人——
此刻站在他面前,用最冷静的商业分析,说着最理想主义的话。
“你想怎么做?”他问。
热巴深吸一口气:“影视化。把《赤伶》拍成电影。”
凌晨一点,会议室。
沈遂之、热巴、刘亦菲三个人坐在长桌的三端,像某种微妙的三足鼎立。桌上摊着数据报告、戏迷来信、媒体评论,还有热巴连夜赶出来的《赤伶影视化可行性分析》——足足三十页。
刘亦菲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但眼神清明。她拿起分析报告快速翻阅,越看神色越凝重。
“你想做电影,”她看向热巴,“不是商业片,是冲奖的文艺片。”
“对。”热巴点头,“商业片能赚钱,但改变不了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能进电影史,能进教科书,能在国际电影节上代表中国发声的电影。”
沈遂之沉默地翻着报告。热巴把一切都想到了——预算分析、团队搭建、拍摄周期、宣发策略、甚至……风险评估。
“你知道这种电影的风险吗?”他问。
“知道。”热巴说,“不赚钱,可能赔钱。在国内可能被骂‘太文艺’,在国外可能被说‘太中国’。导演难找,演员难选,拍摄周期长,回本周期更长。”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值得。”热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沈遂之,你唱《赤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没忘本。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这个‘本’,被更多人看见,被更久地记住——为什么不做?”
刘亦菲放下报告,开口了:“我在好莱坞这几年,最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用电影输出价值观。他们拍《拯救大兵瑞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大兵有牺牲精神。他们拍《阿甘正传》,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梦。而我们呢?”
她看向沈遂之:
“我们拍《长城》,想输出中国文化,结果拍成了四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想让人看懂了,太想迎合了,结果丢了自己的魂。”
她顿了顿:
“《赤伶》的魂是什么?是裴晏之,是一个中国戏子在乱世中的风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脊梁。这种电影,不需要迎合,只需要真诚地拍出来——拍给中国人看,拍给全世界看。”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师父。那个在破败剧团里教了他多年戏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小沈,戏比天大,但天底下,已经没人看戏了。”
如果师父在,会怎么说?
会让他把裴晏之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吗?
会让他把戏曲的美,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吗?
“导演呢?”沈遂之睁开眼睛,“这种电影,对导演要求太高。要懂戏曲,要懂美学,要懂怎么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平衡,还要……有足够的江湖地位,能镇得住场子。”
热巴和刘亦菲对视一眼。
“有人选吗?”沈遂之问。
热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目前所有一线导演,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分析:擅长的题材、近年作品口碑、与资本的关系、个人风格……
沈遂之一个个看过去。
陈凯歌——太文人,太重意境,可能拍得太飘。
冯小刚——太市井,太现实,少了戏曲的浪漫。
姜文——个人风格太强,可能会把《赤伶》拍成《让子弹飞》戏曲版。
王小帅、贾樟柯——太文艺,可能曲高和寡。
新生代导演——镇不住场,资方不买账。
看了一圈,他抬起头:“都不合适。”
“还有一个。”热巴说。
她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只有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张艺谋
2018年4月的张艺谋,正坐在怀柔影视基地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合同发呆。
这是乐视影业送来的新项目——《长城2》的意向书。片酬很诱人,八千万,加上全球票房分成。但他知道,拍了,就是继续走《长城》的老路——被骂向好莱坞妥协,被批丢了中国特色。
窗外的怀柔下着细雨,远处的摄影棚在雨雾中像巨大的灰色积木。他想起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天,他和巩俐、李保田在苏州的园林里,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能磨一整天。
那时他四十五岁,眼里有火,心里有梦。
现在他六十八岁,眼里的火还在,但被现实的雨水浇得忽明忽暗。
助理敲门进来,端着茶:“张导,乐视那边又来电话了。”
“说什么?”
“说《长城2》的投资方很看好,如果能原班人马,预算可以再加。”
张艺谋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还有……”助理犹豫了一下,“新画面的张总也来电话了。”
张艺谋的手一顿。
张伟平。合作了十三年的制片人,最后因为《金陵十三钗》的分账闹翻,对簿公堂,成了仇人。三年没联系了。
“他说什么?”
“他说……听说您在乐视不顺,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牵线回新画面。”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
回去?回哪里去?新画面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画面,张伟平也不是当年的张伟平。他们之间的裂痕,比《长城》的口碑还难修复。
“推了。”他说,“都推了。”
助理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
张艺谋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导演手记,从1987年拍《红高粱》开始记的。他翻到1994年,《活着》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那页。
照片里,年轻的他和葛优、巩俐在戛纳海滩上大笑,手里举着奖杯,背后是地中海湛蓝的天。
那时他说:“电影要拍人的命运,拍时代的呼吸,拍那些在历史夹缝中依然活着的人。”
现在呢?
他拍了《英雄》,拍了《十面埋伏》,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了《长城》——一部比一部投资大,一部比一部场面宏,但也一部比一部……离“人的命运”远。
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我听了《赤伶》,哭了。您听听,这才是中国该有的声音。”
张艺谋点开链接。
前奏是简单的琵琶和笛子,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不是专业歌手那种圆滑的嗓音,有点粗糙,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要把心掏出来。
“戏一折 水袖起落
唱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他闭上眼睛听。
听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听到“也曾问青黄 也曾铿锵唱兴亡”时,眼角湿了。
听完,他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古老的节奏。
他想起2002年拍《英雄》时,去敦煌看实景。在莫高窟,一个老画师对他说:“张导,你们拍电影,和我们画壁画一样——都是在石头上种花。花会谢,石头会风化,但种花的人,要相信花会再开。”
那时他不完全懂。
现在,六十八岁,困在乐视的泥潭里,听着《赤伶》,他突然懂了。
石头上的花谢了,可以再种。
但种花的人,不能忘了怎么种。
同一时间,北京沈遂之别墅。
沈遂之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关于张艺谋的详细资料——是热巴让申迪的情报部门连夜整理的,从艺术风格到财务状况,从人际关系到近期动向,事无巨细。
“张艺谋离开新画面后,和乐视签了三年五部戏的合约。”热巴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现在已经过了两年,拍了《长城》和《影》,还有三部戏的约。但乐视现在的情况……能不能支撑他拍完都成问题。”
刘亦菲泡了茶端过来:“我听说好莱坞那边,传奇影业对《长城》的票房很不满意,可能不会继续合作。”
沈遂之转身,资料在手里轻轻拍打:“所以他现在是——前有狼(乐视的烂摊子),后有虎(好莱坞的压力),进退两难。”
“正是最好的时机。”热巴合上电脑,“艺术家在困境中最容易被打动,也最容易……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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