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治危机初现(2/2)
大都的皇宫里,元顺帝还在醉生梦死。大臣们吵着要派兵镇压,却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拆台。有个御史实在看不下去,上书说:“陛下,红巾军已占领十数个州县,再不出兵,恐危及京畿!”顺帝却把奏折扔在地上,骂道:“一群奴才,就知道危言耸听!”
他不知道,朱元璋已经在滁州站稳了脚跟,身边聚集了徐达、常遇春这样的猛将;他不知道,刘福通的北伐军已经逼近大都,吓得蒙古贵族纷纷带着财宝逃往草原;他更不知道,那些被元朝压迫了数十年的汉人、南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河的水还在泛滥,红巾军的旗还在飘扬。元朝的统治,就像那被洪水浸泡的堤坝,早已千疮百孔,只等着最后一击。而那击垮堤坝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些被它亲手逼到绝路的百姓——他们用愤怒和鲜血,写下了“官逼民反”四个大字,刻在了元朝的墓碑上。
五、红巾漫卷,烽火连城
至正十二年的春天,濠州城外的柳树刚抽出新芽,却被战火熏得发黑。郭子兴的红巾军正围着城墙猛攻,朱元璋提着刀,踩着云梯往上爬,头盔被流矢撞得“当啷”响。他身后的弟兄们喊着“杀鞑子,分田地”,声音震得城砖都在颤。
城楼上的蒙古千户帖木儿,看着潮水般涌来的红巾军,手心里全是汗。他的部下大多是汉人壮丁,被强征入伍,此刻握着刀的手都在抖。“放箭!”帖木儿嘶吼着,可射出的箭稀稀拉拉,有的甚至故意射偏。
“大人,别打了!”一个汉人小兵突然扔下弓箭,“红巾军说了,打开城门,分粮食给咱们!”
帖木儿一刀劈死了小兵,可更多的人扔下了武器。朱元璋趁机爬上城楼,一刀砍掉了帖木儿的脑袋,举着人头高喊:“城破了!”
濠州的百姓打开家门,提着热水、干粮往红巾军手里塞。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摸着朱元璋的红巾,哭着说:“我儿子要是活着,也会跟你们一样。他就是被蒙古人抓去修黄河,再也没回来……”
朱元璋心里发酸,他想起自己的爹娘,也是死在官府的苛政下。“婆婆放心,”他说,“我们红巾军就是为了让百姓能活下去。”
这样的场景,在大江南北同时上演。刘福通在颍州打开官仓,把粮食分给灾民,三天就招募了十万兵马;徐寿辉在蕲水铸“天启通宝”,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商人百姓争相归附;甚至连江南的地主,也偷偷给红巾军送钱送粮——他们受够了蒙古贵族的盘剥,宁愿相信这些戴红巾的“反贼”。
元顺帝这才慌了神,派脱脱丞相率百万大军南下镇压。脱脱是个难得的能臣,知道光靠武力没用,下旨减免赋税,甚至允许汉人地主赎回被强占的土地。可蒙古勋贵们根本不买账,在大都的酒会上,有人笑着说:“脱脱老糊涂了,汉人就是贱骨头,不杀怎么会听话?”
他们的傲慢,成了红巾军的助力。脱脱的大军刚到徐州,就被红巾军的“土炮”炸得人仰马翻——这炮是汉人铁匠用熔化的铜钱和铁器造的,虽简陋,却比蒙古的回回炮更灵活。脱脱想重整旗鼓,后方却传来消息:他被罢官流放,取代他的是个只会抢钱的蒙古贵族。
“天要亡元啊。”脱脱望着南方的烽火,长叹一声,饮毒酒自尽。他一死,百万大军成了散沙,有的投降红巾军,有的占山为王,元朝的军事防线彻底崩塌。
朱元璋趁机扩大地盘,他攻下滁州、和州,收留了大量流民,让他们开垦荒地,许下“三年不纳粮”的承诺。有个叫李善长的落魄书生来投奔,对他说:“秦末刘邦约法三章,终得天下。将军若能禁杀掠、安民心,何愁不成大业?”
朱元璋听进去了。他严禁士兵抢掠百姓,甚至亲自给犯错的亲兵定罪。在和州,有个蒙古兵投降后,说自己会种水稻,朱元璋就让他带着汉人农民开荒,还给他分了土地。“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汉人,肯种地、肯出力,就是好百姓。”他对身边的人说。
此时的大都,却成了一座孤岛。南方的漕运被红巾军切断,粮食供应不上,物价飞涨,一斗米能换一匹布。蒙古贵族们开始往草原跑,临走前还不忘抢一把——有个王爷甚至把太庙的铜器熔了,铸成元宝带走。
元顺帝还在后宫练法事,让喇嘛们跳天魔舞,祈求“神兵下凡”。可他不知道,真正的“神兵”,正在黄河两岸、江淮之间,用锄头和镰刀,一点点挖掉元朝的根基。
六、流民的悲歌与土地的渴望
至正十五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黄河故道边,数万流民挤在破庙里,冻饿而死的尸体堆在墙角,没人敢埋——活着的人连自己都顾不上。
一个叫王二的汉子,把最后半块糠饼塞给儿子,自己啃着树皮。他本是开封的佃农,蒙古千户强占了他的地,妻子被抢走,他带着儿子一路逃到这里,只想找个能种庄稼的地方。
“爹,我冷。”儿子的声音越来越弱。
王二抱着儿子,眼泪冻成了冰。他看见远处有面红巾,正朝着破庙移动,赶紧把儿子藏进草堆——他怕又是蒙古兵,或者抢东西的乱兵。
可来的是红巾军的粮队。朱元璋派来的徐达,指挥士兵往破庙里搬粮食,喊着:“大家别慌,我们是红巾军,来给大家送吃的!”
王二不敢相信,直到一个红巾军士兵把一碗热粥递到他手里,才“扑通”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大人,给我把锄头,我跟你们干!只要能有地种,我王二这条命就是你们的!”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红巾军走到哪里,就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在江南,他们烧毁蒙古贵族的庄园,将地契还给农民;在中原,他们组织流民修水利,让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庄稼。
有个叫朱升的老儒,给朱元璋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朱元璋听了,更加注重恢复生产。他在应天府(南京)设立“营田司”,让士兵屯田,又请老农教新兵种稻子,连徐达这样的猛将,都学会了看墒情、辨节气。
“打仗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安安稳稳种地。”朱元璋在田埂上对朱升说,“等天下太平了,我要让黄河两岸、江淮南北,再也没有荒地,再也没有流民。”
而元朝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蒙古贵族们在大都互相攻杀,为了争夺皇位,甚至引外族军队入关。有个叫扩廓帖木儿的将领,想挽救元朝,却被朝廷猜忌,只能在山西、陕西一带孤军奋战。他看着手下的士兵,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叹道:“这天下,早就不是蒙古人的天下了。”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发布《谕中原檄》,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响应,有的当向导,有的送粮草,甚至有蒙古士兵倒戈,说:“我们也是被逼的,早就不想打了。”
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三个月后,徐达的大军攻占大都,元顺帝带着残部逃往草原,元朝灭亡。
破庙里的王二,此时已经成了应天府的佃农,分到了五亩地。他牵着牛,在田里耕地,儿子跟在后面,捡着土里的石子。阳光洒在新翻的泥土上,散发出淡淡的腥气——那是希望的味道。
七、尾声:历史的回响
洪武三年的春天,朱元璋回到濠州老家。当年的皇觉寺早已重建,他站在爹娘的坟前,烧了一沓纸,上面画着良田、茅屋,还有吃饱穿暖的百姓。
“爹,娘,儿子做到了。”他喃喃道,“再也没人敢强占咱们的地,再也没人敢让百姓饿死。”
远处的田埂上,几个老农在拉家常,有汉人,也有蒙古人——他们是投降的蒙古士兵,被朱元璋安置在这里,和汉人一起种地。一个蒙古老汉笑着说:“你们汉人的稻子就是好,比草原的牧草能填肚子。”
汉人老农递给他一袋新米:“尝尝,这是去年的新米。以后啊,咱们好好种地,别再打仗了。”
朱元璋听着,忽然想起忽必烈。那个建立元朝的皇帝,也曾想让天下安定,却没能挡住贪婪的欲望和民族的隔阂。他忽然明白,统治天下的秘诀,从来不是刀枪和特权,而是让每个百姓都有地种、有饭吃,让不同民族的人,能像田埂上的庄稼一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好好生长。
黄河的水还在流淌,只是不再泛滥;红巾军的旗帜早已收起,换成了大明的龙旗。但那些关于压迫与反抗、饥饿与希望的故事,却像黄河的泥沙,沉淀在历史的河床里,提醒着后来的统治者:民心是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
多年后,一个江南的书生在编写《元史》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元之亡,非亡于兵,而亡于贪;非亡于外,而亡于内。苛政猛于虎,自古皆然。”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新绿的稻叶上,沙沙作响,像在回应那段远去的历史——土地永远记得耕耘者的汗水,也永远记得被压迫者的泪水,而最终,能让土地丰饶的,唯有公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