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治危机初现（1/2）

一、阿合马的血与桑哥的算盘

至元十九年的大都，秋意已浓。阿合马的府邸被围得水泄不通，禁军的刀光映着残阳，将朱漆大门染得像块凝固的血痂。几个时辰前，益都千户王着带着假太子的仪仗闯府，用铜锤砸碎了阿合马的脑袋——这位深得忽必烈信任的理财大臣，终究死在了自己聚敛的财富堆里。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手里的茶盏半天没送到嘴边。他不是不恨阿合马的贪婪，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王着呢？”他声音发沉，指尖在御案上抠出浅浅的印子。

“已凌迟处死。”侍卫低声回禀，“百姓却在刑场摆酒庆祝，说王着是‘为民除害’。”

忽必烈猛地将茶盏掼在地上，青瓷碎片溅起，像极了阿合马脑浆迸裂的模样。他想起当年阿合马初掌财权时，曾跪地保证“三年让国库翻番”，那时的他，还以为找到了能让帝国永固的钥匙。

可钥匙很快变成了枷锁。阿合马任人唯亲，将色目商人安插在各地税务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他强占的民田连起来能从大都排到济南，无数农民沦为流民，在寒冬里冻毙于街头。如今他死了，百姓竟视凶手为英雄，这让忽必烈心头的寒意比腊月的北风还重。

阿合马的尸体被拖到通衢示众，百姓争相投石，很快就砸得面目全非。可朝廷的钱袋子不能空着，忽必烈眯着眼看了三天，最终点了桑哥的名字。“你比阿合马懂规矩，”他拍着桑哥的肩膀，“别让朕失望。”

桑哥是个藏得很深的人。他不像阿合马那样张扬，上任后先烧了三把“清廉政”的火：罢黜了几个阿合马的亲信，将查获的赃款分了些给灾民，甚至亲自到国子监给学子们讲课，引得清流一片赞誉。可暗地里，他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阿合马靠增税敛财，他却发明了“钩考”制度，派官吏到各地核查钱粮，稍有亏空就严刑拷打，逼着地方官变卖家产填补，美其名曰“追征逋欠”。

江南的粮商们最先尝到厉害。平江路的张大户被查出十年前少缴了两石税粮，桑哥的人不仅抄了他的粮铺，还把他儿子抓去当苦役，逼得张大户投了太湖。消息传到杭州，粮商们连夜将粮仓转移，有的甚至举家逃往安南，一时间江南米价飞涨，百姓连糙米都吃不起。

“桑哥这是在饮鸩止渴。”太子真金在东宫忧心忡忡，手里的《贞观政要》被捏得卷了边。他派侍读去劝忽必烈，却被父亲斥为“妇人之仁”。“国库空了，北边的蒙古宗亲会反，南边的汉人会乱，你让朕拿什么镇住天下？”忽必烈的怒吼震得梁柱发颤，真金只能默默退下，不久后竟因忧愤成疾，年仅四十三岁就撒手人寰。

太子的死像块巨石砸进忽必烈的心里。他看着桑哥送来的“钩考”成果——国库确实充盈了，可各地的民变奏报也堆成了山。云南的彝族起义刚被镇压，湖广的瑶族又举起了反旗，连大都附近的流民都聚集在卢沟桥，喊着“还我土地”的口号。

桑哥却在庆功宴上举杯：“陛下，如今府库充盈，足以再征日本！”忽必烈望着他油光满面的脸，忽然想起阿合马死前的模样，胃里一阵翻涌。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的末日到了。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官员联合上书，将他贪赃枉法的证据摆在忽必烈面前——光是查抄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半年的收入。忽必烈看着那些金银珠宝，忽然觉得可笑，他杀了阿合马，又用桑哥替代他，却不过是从一个泥潭跳进了另一个泥潭。

桑哥被处死那天，大都的百姓又像当年庆祝阿合马死时一样，在街头撒纸钱。忽必烈站在宫墙上，听着远处的欢呼，第一次觉得这欢呼声如此刺耳。他老了，太子死了，帝国的钱袋子像个漏风的筛子，而他亲手提拔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蛀虫。

二、黄河的决堤与土地的哭泣

忽必烈的晚年，黄河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淹没了十五个州县，数十万灾民扒着浮木逃生，哭喊声响彻云霄。都水监的官员却在忙着中饱私囊，治河的银子被层层克扣，堤坝修了又塌，塌了又修，最后竟用稻草混合泥沙充数。

灾民涌入大都时，忽必烈正在上都避暑。他看着跪在宫门外的流民，个个面黄肌瘦，有个妇人怀里的婴儿已经饿死，却还在机械地摇晃着。“给他们粥喝。”他下令，声音里带着疲惫。

可粥根本不够分。户部的官员哭丧着脸禀报：“陛下，桑哥钩考时把各地粮仓都掏空了，现在连禁军的粮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忽必烈这才想起，桑哥的“充盈国库”，不过是把百姓的口粮抢进了官仓。

他让人打开内库，又命宗室贵族捐粮，才勉强凑够救济的粮食。可灾民太多了，每天都有饿殍被抬出城外，埋在乱葬岗里，野狗撕咬尸体的声音，在夜里能传到皇宫。

更可怕的是土地的兼并。蒙古贵族仗着“投下户”的特权，在中原强占民田，有的甚至将整个村子圈为牧场。色目商人则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到期还不上钱就以田抵债。至元末年，江南的良田有七成落入官绅之手，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去当佃户，租子高达六成，遇上灾年，连种子都留不下。

河南的李老汉就是这样。他祖祖辈辈在黄河边种了五亩地，却被当地的蒙古千户看中，说这片地“风水好”，要用来建赛马场。李老汉拼死护着犁，被千户的家丁打断了腿，眼睁睁看着麦子被马蹄踏烂，最后在破庙里冻饿而死。他的儿子李二，揣着半块冻硬的麦饼，加入了流民的队伍，一路往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总有能说理的地方。”

可他没找到说理的地方。从河南到江淮，所见之处都是“蒙古勋贵”的庄园，田埂上插着“禁地”的木牌，流民靠近就要被鞭打。有个读过书的流民在墙上写：“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很快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

忽必烈驾崩时，全国的流民已超过百万。灵柩从大都运往起辇谷的路上，两侧挤满了披麻戴孝的百姓，却没人哭——他们已经流不出泪了。新继位的元成宗铁穆耳，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皇位，可他掀开龙椅上的垫子，底下全是流民的血写的诉状。

成宗想做点事。他罢黜了几个贪腐的大臣，又减免了部分赋税，甚至下旨禁止贵族强占民田。可蒙古勋贵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个王爷在宴会上当着他的面说：“汉人的田，就该咱们蒙古人种；汉人的命，本就贱如草。”

成宗气得发抖，却不敢发作——他的皇位还不稳，这些手握兵权的王爷，随时能把他拉下马。

三、二十八年，八个皇帝

元成宗在位十三年，算是元朝难得的平稳期。可他一死，皇位继承就成了导火索。皇后卜鲁罕想立安西王阿难答，右丞相哈剌哈孙却偷偷迎立怀宁王海山，双方在大都巷战，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

最终海山胜出，是为元武宗。他在位四年，把国库挥霍一空，光是给宗室的赏赐就花了三百万锭银子，相当于朝廷三年的赋税。临死前，他传位给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却没料到这成了新的祸根。

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还算贤明，恢复了科举，重用汉臣，可他违背约定，把皇位传给了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英宗想改革弊政，触动了蒙古保守派的利益，在上都以南的南坡店被刺杀，史称“南坡之变”。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元朝成了皇位的“走马灯”：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最短的宁宗只当了一个月皇帝。每次换皇帝，都伴随着刀光剑影，大都的街巷里，时常能看到被砍下来的人头挂在树上，有宗室的，有大臣的，甚至有普通百姓的——他们只是不巧撞见了兵变。

皇帝像换衣服似的换着，朝政却越来越烂。蒙古贵族忙着内斗，根本没人管黄河的水患，也没人问流民的死活。色目官员和蒙古勋贵勾结，把“钩考”变成了敛财的工具，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能被算作“欠税”，连寡妇的陪嫁首饰都要抢走。

江南的富户们开始往海外跑，有的去了琉球，有的去了爪哇，临走前叹着气说：“这天下，怕是要完了。”留在原地的农民，只能在夜里偷偷结社，用红布包头，喊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口号——他们不知道，多年前那个在泉州港扛过货的朱元璋，已经在皇觉寺里削了发，正等着时机。

黄河又决堤了，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从开封到淮安，千里沃野变成了黄汤。都水监的官员照样贪污治河款，治河的民工每天只能喝稀汤，累死的、饿死的，堆得像小山。有个叫韩山童的白莲教首领，看着滔滔黄水，对身边的教徒说：“时候到了。”

他让人在河道里埋了个独眼石人，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挖出石人那天，韩山童振臂一呼，红巾军的大旗瞬间插遍了黄河两岸。

消息传到大都时，元顺帝正在后宫练天魔舞，听了奏报，只是皱了皱眉：“派支军队去剿了就是。”他不知道，这一次的“剿”，再也剿不灭了——百姓心里的火，早就被这二十多年的乱政和苛政，烧得旺如燎原。

四、官逼民反，星火燎原

红巾军起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全国。刘福通在颍州响应，徐寿辉在蕲水称帝，郭子兴在濠州举事……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那些被“钩考”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那些在黄河边挣扎的流民，纷纷拿起锄头、镰刀，加入红巾军的队伍。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杀尽不平方太平”。

濠州的郭子兴队伍里，有个叫朱元璋的年轻人，他是濠州钟离人，父母兄长都死于元末的饥荒和瘟疫，走投无路才投了军。他看着身边的弟兄，有的是被蒙古兵抢走了女儿的老汉，有的是被色目商人逼得卖儿鬻女的青年，还有的是黄河决堤时失去家园的渔民。

“咱们不是为了自己打，是为了能有口饭吃，能有块地种。”朱元璋在军帐里对弟兄们说，“等打下了天下，我朱元璋保证，让家家户户都有田种，有饭吃。”

弟兄们的欢呼声响彻营帐，像极了当年忽必烈出征时的士气，只是这一次，他们的矛头，对准的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元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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