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垃圾场下的罪恶 1999年呼和浩特连环奸杀案侦破记（2/2）

1998年12月7号晚上，徐红林给高颖打了传呼，约她到文化宫街的一家饭馆吃夜宵。高颖当时正好送完孩子，没什么事，就答应了。两人在饭馆里喝了点酒，聊起了近况。徐红林说想和高颖正式交往，高颖却表示，自己还在考虑和曹某的关系，暂时不想谈感情。

吃完夜宵，徐红林开着出租车，把高颖拉到了自己的住处。“当时我一时冲动，就对她动手动脚的，她没怎么反抗，我们就发生了关系。”徐红林低着头，声音含糊，“之后，她说要去大同卖保健品，我不同意，说那地方乱，她一个女人去不安全。”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越吵越凶。高颖说徐红林管得太宽，徐红林说高颖不把他放在眼里。争吵很快升级为厮打，徐红林推了高颖一把，高颖没站稳，撞到了门框上，眼皮被擦破了，流了点血。

“她平时特别爱美，看到自己眼皮破了，一下子就疯了。”徐红林的声音开始颤抖，“她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说要杀了我。我当时也急了，从地上抄起一把斧头，就追了出去。”

混乱中，徐红林左手抓住了高颖拿刀的右手，右手举起斧头，朝着她的左太阳穴狠狠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高颖当场倒地。徐红林看到她的手还在动，害怕她没死透，就把床上的袜子和短裤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了人的徐红林吓得魂飞魄散，他坐在沙发上，盯着地上的尸体，一夜没合眼。直到12月9号凌晨2点，他才用两个塑料袋套住高颖的头，把尸体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拉到东郊垃圾场，挖了个坑埋了。“我以为那地方没人去，不会被发现……”徐红林的声音带着哭腔。

4月9号下午4点，根据徐红林的供述和指认，李建国带着队员们赶到了东郊垃圾场。这里和309案发现场相隔不远，依然是恶臭熏天。徐红林站在一堆垃圾旁，指着一个土坡说：“就埋在这儿。”

队员们立刻拿起铁锹开始挖掘。土壤很松软，挖了不到半米，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找到了！”有人喊了一声。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李建国示意小心挖掘，当塑料袋被打开时，里面果然是高颖的尸体。

就在大家准备将尸体抬出来的时候，负责挖掘的民警突然“咦”了一声：“这里还有东西！”他用铁锹拨开旁边的泥土，又一个塑料袋露了出来，形状和高颖的尸体包裹一模一样。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徐红林脸色煞白，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李建国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他掏出手机，拨通了分局领导的电话：“局长，情况有变，这里又挖出一具女尸！”

当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都亲临现场。法医对两具尸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发现死者都是女性，头部都套着塑料袋，捆绑方式也与309案死者相似，抛尸地点也在同一区域。“这绝对是系列案件，合并侦查！”局长当场拍板。

第三次审讯徐红林的工作异常艰难。他知道，承认杀了一个人是死，承认杀了三个人也是死，但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承认另外两具女尸与自己有关。“我只杀了高颖，那两具尸体我不知道是谁埋的！”徐红林梗着脖子，眼神凶狠。

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从傍晚一直到凌晨，徐红林始终顽抗。分局领导决定：“搜查他的家！我就不信找不到证据！”

4月10号一大早，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侦查人员来到了徐红林的住处。这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平房，院子里堆着一些杂物，屋里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空气中隐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外屋的碗橱里，队员们找到了两块女士手表，一个银色的BP机，还有一个绣着花纹的女士皮包。里屋的衣柜里，藏着一套女士皮衣、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红色的女皮鞋；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三枚金戒指和两个BP机。“这些东西都不是高颖的。”跟着来指认的高颖母亲说。

最关键的发现来自床底下。队员们在床腿旁边的地面上，发现了几处已经干涸的血迹，颜色呈暗红色，还有几根棕色的长发。“立刻提取，送法医鉴定！”李建国命令道。

法医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迹和毛发样本。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现场提取的6份血样都是人血，血型分别是A型、B型和O型。

很明显，这是三个人的血迹。

这个发现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徐红林家里有三个不同女性的血迹，加上垃圾场发现的三具女尸，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队员们立刻对搜查到的BP机展开调查，其中一台BP机的背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本机号码。通过传呼台查询，机主名叫王丽，是红旗街忘情歌厅的小姐。

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忘情歌厅走访。歌厅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得知王丽可能遇害后，显得有些紧张。“她是去年11月来的，长得挺漂亮，生意不错。”老板回忆道，“过了圣诞节就没再来上班，临走那天下午，她还来歌厅放了个包，里面有卫生巾和化妆品。”

队员们找到了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老太太今年60多岁，说起王丽，一脸嫌弃：“这姑娘不学好，天天晚上有男人来找她，吵得我睡不着觉。”她领着队员们来到王丽租住的房间，里面的东西还在，一张床上堆着衣物，桌子上放着一本机动车辆驾驶证。

驾驶证是巴盟临河市车管所填发的，上面有王丽的照片和家庭住址。队员们顺着这个线索，找到了王丽的姐姐，又通过姐姐找到了王丽的母亲张妙芳。当张妙芳看到从垃圾场提取的衣物时，当场哭晕过去，那正是王丽失踪前穿的衣服。4月9号挖出的第二具女尸，确认是王丽。

现在，只剩下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了。队员们再次梳理从徐红林家搜出的物品，发现还有一台BP机的机主无法确定。“给这台BP机换上新电池，说不定有人会呼她。”李建国提议道。

4月12号晚上，那台沉寂已久的BP机突然“滴滴”响了起来。中队长大王赶紧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焦急：“喂，小妹吗？你在哪呢？妈都快急疯了！”

大王心里一喜，连忙说：“您好，我们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您妹妹是不是叫孙秀玲？她出了点事，麻烦您来一趟分局。”

电话那头的男人愣了一下，随即哭了起来。他是孙秀玲的哥哥孙某，孙秀玲从2月下旬失踪后，家里人一直在找她。通过孙某的辨认，309案的死者正是孙秀玲。

至此，三起女尸案的死者身份都已确认，而徐红林就是这三起案件的真凶。在铁证面前，徐红林终于崩溃了，供述了杀害王丽和孙秀玲的经过。

1998年12月27号晚上8点，徐红林开着出租车路过车站红旗街西门，看到王丽一个人在等车。“我以前在歌厅见过她，知道她是小姐。”徐红林供述道，“我就停下车，问她要不要出去玩，她一口就答应了。”

两人回到徐红林的住处，发生性关系后，王丽向他要1000块钱。“我说太贵了，给200，她不同意，说不给就找人来闹。”徐红林说，“我当时就火了，假装说加100，再做一次，她答应了。趁她不注意，我用塑料绳把她的手绑在背后，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掐死了。”

杀害王丽后，徐红林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尸体，连夜埋到了东郊垃圾场，距离高颖的尸体不远。

1999年2月20号，正月初五，徐红林路过呼和浩特市招待所门前，被孙秀玲拦住了车。“她问我要不要找乐子，说过年便宜，50块钱一次。”徐红林说，“我跟她讨价还价，最后30块钱成交。”

完事之后，孙秀玲却反悔了，非要60块钱，还说不给就喊人。“我当时刚杀了两个人，心里本来就慌，她一闹，我就没控制住，用同样的方法把她杀了，埋在了垃圾场的另一处。”徐红林低着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案件告破后，专案组的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李建国在总结会上说：“这案子有太多遗憾了。如果高颖的家人早点报警，也许王丽和孙秀玲就不会死。”

高颖失踪后，她的家人一直在私下寻找，大哥找遍了亲友同学，二哥听到传闻后跑去曹某家找人，还去电信局查过通话记录，却唯独没有报警。“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高颖的事情传出去不好听。”李建国叹了口气，“结果耽误了最佳的侦查时间。”

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明知王丽从事色情交易，却从未向有关部门反映；王丽失踪三个多月，她不仅不报警，还因为王丽欠了房租，扣押了她的遗物，阻碍警方调查。“最后还是我们跟她说，妨碍侦查要拘留，她才把东西交出来。”小王气愤地说。

这起连环奸杀案，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卖淫嫖娼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那些从事色情交易的女性，往往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徐红林之所以能接连得手，就是因为这些女性警惕性不高，轻易相信陌生人，独自前往对方的住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张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卖淫者还是嫖娼者，都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一时的冲动和放纵，可能换来的就是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