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垃圾场下的罪恶 1999年呼和浩特连环奸杀案侦破记（1/2）

1999年的呼和浩特，春寒料峭。东郊的垃圾场像一头巨大的灰色怪兽，吞噬着城市的废弃物，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3月9号这天，天刚蒙蒙亮，刘满平就裹紧了打满补丁的棉袄，佝偻着腰钻进了这片恶臭熏天的废墟。他是郊区的农民，捡破烂是家里重要的生计来源，只要能换钱的塑料瓶、废铁、旧纸壳，在他眼里都是宝贝。

垃圾场里弥漫着腐臭与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脚下的垃圾松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陷进去。刘满平拿着自制的铁钩，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翻找着。当他走到南侧一处相对偏僻的垃圾点时，铁钩突然勾到了一截软硬适中的东西，不像常见的废弃物。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别人丢弃的旧衣物，厚实点的旧衣服能拆了当抹布，也是笔小收入。

他蹲下身，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拨开表面的塑料袋和烂菜叶，越拨心越沉。那东西带着一种异样的质感，不是布料，反而像……皮肤。刘满平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他颤抖着扒开最后一层垃圾，眼前的景象让他“嗷”地一声瘫坐在地上。

那是一截人的小腿，穿着沾着污渍的毛裤，肤色在灰暗的垃圾场里显得格外惨白。

冷汗顺着刘满平的额头往下淌，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垃圾场，连捡来的半袋塑料瓶都扔在了原地。路边晨练的老人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连忙上前询问，听清原委后，赶紧帮他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里，刘满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警察同志……东郊垃圾场……有死人！”

当天上午8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郊区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就带着勘查设备赶到了现场。蓝色的警戒带迅速将垃圾场南侧圈起，挡住了闻讯赶来的围观群众，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冷风卷着沙尘吹过，侦查员们都裹紧了警服，却没人敢有丝毫松懈，在这样的现场，任何微小的痕迹都可能是揭开真相的钥匙。

法医老周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拨开覆盖在死者身上的垃圾。他戴着厚厚的乳胶手套，指尖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每一次触碰都格外谨慎。“死者为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尸僵已经形成，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48到72小时之间。”老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头部套着两层黑色塑料袋，袋口有轻微勒痕，颈部皮肤完整，没有扼颈痕迹。”

侦查员小李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现场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垃圾场里格外突兀。他注意到死者的姿势很不自然：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垃圾堆中，双手被一根透明的塑料绳反绑在背后，绳结打得很紧，边缘还残留着几根纤维。“周法医，你看这个绳结，像是专业捆绑的手法吗？”小李指着绳结问道。

老周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像，更像是情急之下胡乱捆的，但力度很大，应该是男性所为。”他又翻了翻死者的衣物，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花衬衫，领口敞开，里面没有穿内衣；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毛裤，裤脚沾着泥点，脚上没有穿鞋。“你们注意她的妆容。”老周示意众人，“染着棕红色的头发，纹了挑眉，口红是正红色，指甲上还涂着剥落的蔻丹。”

刑侦支队副队长张建军皱起了眉头。他从警十几年，破过不少命案，对90年代呼和浩特的社会风气很了解。“这个打扮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咱们这儿，普通上班族或者家庭妇女很少这么化妆。”他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的手指，“手指纤细，没有老茧，不像是干体力活的。”

“会不会是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年轻侦查员小王插话道，“我之前在红旗街走访过，那边歌厅的小姐很多都这么打扮。”

张建军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通知下去，兵分两路，一路去全市各大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摸排，重点查失踪的服务行业女性；另一路去户政部门调取近期失踪人口信息，尤其是符合这个年龄段和体貌特征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把死者的特征整理出来，发协查通报，让各分局都动起来。”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技术人员提取了捆绑死者的塑料绳、头部的塑料袋以及死者指甲缝里的微量残留物，装在证物袋里密封好。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盖上白布，送往殡仪馆进行进一步尸检。刘满平站在警戒带外，看着这一幕，脸色依然苍白，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民警们几乎跑遍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娱乐场所，发放了上千份协查通报，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死者身份相符的失踪人口。歌厅、舞厅的老板和小姐们都很警惕，要么说不清楚，要么干脆闭门不见。张建军每天都泡在专案组，对着死者的照片和勘查报告发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

转机出现在1999年4月6号。那天下午，回民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西菜园派出所打来的，说有群众反映，当地一家歌厅的女老板高颖已经失踪四个月了，至今下落不明。

“高颖？”刑警直属中队队长李建国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详细情况说清楚。”

电话那头，派出所民警介绍道：“高颖32岁，离婚，之前在西菜园开了家歌厅，后来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刚从监狱出来，因为吸毒判的刑。据高颖母亲说，高颖是去年12月7号晚上出去的，之后就没回来，手机充电器和化妆品都留在家里了。”

李建国立刻意识到这个线索不简单。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颖的失踪时间与309案死者的死亡时间有重叠的可能。他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当即拍板：“立刻调查，确认高颖是否与309案有关。”

当晚，李建国带着中队的8名队员，兵分四路，开始走访高颖的亲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队员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脸上都冻得通红。他们先找到了高颖的母亲，老太太一说起女儿，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号那天，孩子要上学，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跟曹某谈谈。”老太太抹着眼泪，领着民警走进高颖的房间，“你看，她的化妆品包还在这儿，手机充电器也没带，哪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当时很稀罕的进口化妆品，旁边放着一个小巧的手机，在1998年，能用上手机的人并不多，足以看出高颖的经济条件不错。李建国拿起那个手机充电器，又翻看了高颖的衣物，心里有了初步判断：高颖的穿着打扮偏向知性，与309案死者的浓妆艳抹差别很大。

为了确认，队员们又连续走访了高颖的26位亲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厅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一致：高颖性格开朗，做事干练，平时很少化妆，更不会染头发、纹眉毛。“她总说，做生意靠的是信誉，不是脸蛋子。”歌厅承包人王某回忆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高颖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踪同样蹊跷，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失踪。”在中队的临时会议上，李建国敲着桌子说，“种种迹象表明，高颖很可能已经被害了。现在，我们要同时查两起案子。”

4月7号晚上8点，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分局领导和刑警队的骨干都坐在这里，分析高颖案的线索。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嫌疑目标逐渐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高颖的前夫曹某，以及出租车司机徐红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轻民警小张汇报说，“他去年11月刑满释放，高颖说要跟他谈复合的事，但如果谈不拢，很可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查到高颖最后一次接到的电话，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时间是12月7号晚上8点41分。”

“徐红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国补充道，“据高颖的朋友说，曹某坐牢期间，徐红林经常去找高颖，两人来往密切。徐红林也是离婚的，对高颖似乎有想法。有邻居反映，12月7号夜里，听到徐红林家里有女人吵架的声音。”

会议决定，先传唤曹某和徐红林。4月8号一大早，队员们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来很憔悴，得知高颖失踪后，他的反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漠。“我12月7号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她谈谈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说有事，没见面。”曹某抽着烟，眼神躲闪，“我出狱后就找了份临时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证。”

队员们立刻去核实曹某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发现他说的是实话，12月7号晚上，曹某确实在工厂宿舍，和工友们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红林身上。

4月8号下午6点，徐红林被传唤到刑警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高颖关系密切。“我们是朋友，她开歌厅的时候，我经常去捧场。”徐红林跷着二郎腿，语气轻松，“她没出事，就是去山西大同卖保健品了，她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

“哦？哪些朋友跟你说的？”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道。

徐红林报出了六个名字，都是高颖的熟人。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核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六个人都表示，从来没跟徐红林说过这话，反而都是听徐红林自己说的。“他上个月还跟我说，高颖在大同赚了不少钱，让我也过去试试。”高颖的一个闺蜜气愤地说。

徐红林在撒谎。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了高颖的传呼记录，90年代，传呼机还是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结果发现，12月7号晚上8点38分，有一个署名叫“徐”的人呼过高颖，留言是“速回电”。

“这个‘徐’，十有八九就是徐红林。”李建国拍板，“第二次传唤，这次要抓住他的破绽。”

4月9号下午2点，徐红林再次坐在了审讯室里。这次，审讯室的灯光格外亮，直射着他的脸，让他有些睁不开眼。李建国坐在他对面，把传呼记录和证人证言放在桌子上，推到他面前。“徐红林，说说吧，为什么要撒谎？12月7号晚上，你到底跟高颖在一起做什么？”

徐红林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拿起桌上的水杯，手却有些颤抖。“我……我就是随口一说，怕别人担心。”

“随口一说？”李建国提高了声音，“你呼了高颖，约她见面，然后她就失踪了，这也是随口一说？”

审讯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队员们轮番上阵，从传呼记录问到邻居的证言，从他和高颖的关系问到12月7号的行踪。徐红林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的回答越来越混乱，漏洞百出。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我说……我全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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