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恶魔夫妻（1/2）

1989年的哈尔滨，11月的寒风已经带着冰碴子往人骨头缝里钻。太平区元华街那片老厂区，墙皮冻得往下掉渣，合成革厂的废弃院墙像个垂暮老人，早被岁月啃出了无数裂口。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几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孩子就蹲在院墙豁口旁弹玻璃球，那是附近孩子的乐园，院墙塌出的半米宽豁口，刚好容他们钻进钻出捉迷藏。

“哎，你看那啥？”一个梳着冲天辫的小男孩用冻红的手指着豁口内侧，那里突兀地放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粗麻绳勒得紧紧的，边角还渗着点发黑的污渍。几个孩子凑过去，你推我搡地想把麻袋拽出来，刚一使劲，麻袋口松了个缝，一股混杂着血腥和腐臭的味道瞬间飘了出来，呛得孩子们直捂鼻子。

“妈呀！”最先看见麻袋里东西的孩子尖叫着坐在地上，裤子湿了一片。路过的两个菜贩听见动静跑过来，其中一个胆大的掀开麻袋角，当场腿一软就瘫了，里面裹着的不是废品，是一截没有头颅和四肢的人体躯干，皮肤在寒风中泛着青白色，伤口处的血肉早已凝固发黑。

太平分局的警车鸣着警笛冲过来时，现场已经围了一圈人，警戒线外的议论声被寒风刮得七零八落。老刑警李建国蹲在地上，手套上沾着麻袋上的草屑，眉头拧成了疙瘩。“尸块切口整齐，应该是专业刀具所为，”他站起身搓了搓冻僵的脸，“查周边住户，查近期失踪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

可那时的刑侦手段远没有现在发达，没有监控，没有DNA比对，仅凭一截躯干，连死者身份都无法确认。走访了周边上百户人家，排查了十几个废品收购站，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这起碎尸案，最终成了太平分局档案柜里一份盖着“悬案”印章的卷宗。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1年1月，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能把唾沫冻成冰。市环卫局垃圾处理厂门口，一群捡破烂的人缩着脖子守在卸渣口，每当墨绿色的垃圾车轰隆停下，他们就像抢食的麻雀似的扑上去，用铁钩扒拉着成堆的垃圾，盼着能找出个废铁、空酒瓶换俩钱。

“王婶，你慢点抢！”有人笑着喊。被叫做王婶的妇女没应声，她的铁钩勾住了一团裹得紧实的破布，沉甸甸的。她咬着牙往后拽，布团一松，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咕噜噜”滚到脚边，沾了一身煤灰。王婶弯腰一捡，指尖触到的是冰凉滑腻的皮肤。

那是一颗女人的头颅，眼睛圆睁着，嘴角还挂着凝固的血迹。

“啊~！”凄厉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寂静。王婶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几十米，手里的铁钩扔在地上叮当作响。其他人围过来一看，瞬间作鸟兽散，胆大的几个哆哆嗦嗦地拨通了道里分局的电话。法医赶到后初步判定，死者是名中年女性，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天，但头颅与躯干的连接痕迹显示，尸块被处理过，其他部分至今下落不明。

这是短短一年多里，哈尔滨发生的第二起碎尸案。市局成立了专案组，李建国成了副组长，他把两起案件的卷宗摊在桌上，彻夜未眠。两起案件都用了麻袋或破布包裹尸块，都选择了人员混杂的地方抛尸，凶手的反侦察意识极强。可线索依旧渺茫，死者身份成谜，凶手如同藏在浓雾里的幽灵，让人抓不住踪迹。

三个月后的4月9号，春寒料峭，哈尔滨电工学院的宿舍楼前，水暖工范亚洲正带着两个徒弟疏通马葫芦。“这破玩意堵了三天了，学生们都有意见了。”范亚洲叼着烟，用长铁棍使劲往下捅，污水溅了他一裤腿。东北人管下水道井盖叫马葫芦，这词还是从日语音译过来的，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盘踞时，把英文“y hole”（检查井）译成日语，后来就成了东北方言里的常用词。

“范师傅，水位下去了！”徒弟党贵和喊了一声。范亚洲凑过去一看，浑浊的污水里露出来一截惨白的东西，像是……人的大腿。他心里一咯噔，烟卷掉在地上，用脚碾灭：“别碰！快报警！”

警方赶到后，用专业工具把尸块捞上来，是一条女性的左腿，在大腿根部被整齐切断。法医检查时发现，死者的手指甲染着金黄色指甲油，脚指甲是黑色的，在1991年的哈尔滨，这可是相当前卫的打扮，只有经常泡舞厅的年轻女人才会这么做。可即便有了这个特征，排查工作依旧困难重重，舞厅里鱼龙混杂，流动人口太多，没人知道这个“时髦”的女人是谁。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李建国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堆得像座小山。他盯着墙上的哈尔滨地图，三个抛尸点用红圈标着，分别在太平区、道里区和南岗区，凶手像是在故意挑衅警方，抛尸范围越来越广。

5月28号下午3点，农林二道街的马葫芦旁，市政工人刘斌正捂着鼻子抱怨：“这味儿比茅厕还冲！”他和同事周美英、尹延斌刚掀开井盖，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刘斌拿着手电筒往下照，借着光一看，差点吐出来...

下水道里泡着两具被肢解的女尸，肢体扭曲着，早已辨认不清原貌。

这一次，法医有了新发现：两具尸体都在大腿根部被切割，死亡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死因都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掐死或勒死的。1号尸体穿着绿色绒衣和深蓝色晴纶脚蹬裤，头发又长又直，血型是AB型；2号尸体的衣物已经腐烂，但从骨骼判断，年龄比1号稍大。

“凶手是同一个人，而且很可能认识受害者。”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说，“他敢在市区抛尸，说明对地形很熟悉；能精准切割尸块，可能有屠宰或木工经验。”可排查了周边的屠宰户和木工，又走访了几十家舞厅，还是没找到突破口。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哈尔滨蔓延开来。那段时间，没人敢独自走夜路，舞厅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长们放学就赶紧把孩子接回家。警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侦查员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可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10月29号上午10点50分，汽轮机场房产处的8名农工正在清理331栋宿舍旁的马葫芦。“刘师傅，你下去看看堵在哪了！”上边的人喊着，把一个铁钩顺了下去。下到下水道里的刘金刚站稳，就感觉脚下软软的，像是踩在了烂泥上。“不对劲，”他喊了一声，“这东西怎么跟人肉似的？”

上边的人赶紧把铁钩递过去，刘金勾住那团“烂泥”往上一拽，当场就吓傻了，勾上来的是一截女性尸体，赤身裸体，早已高度腐败，软组织变成了黑灰色的泥状。紧接着，他们又勾上来另一具尸体，情况和第一具一模一样。

法医赶到后，只能通过骨骼推断死者年龄：1号尸体25到30岁，2号35到40岁，死亡时间在4到5个月左右。由于尸体腐烂严重，死因和身份都无法确认。这已经是第五起碎尸案了，短短两年时间，至少有6名受害者遇害，哈尔滨的冬天，因为这桩连环案变得更加阴冷。

李建国把所有案件的卷宗重新梳理了一遍，突然发现一个共同点：除了第一起男性受害者，后续的受害者都是女性，而且都有涉足风月场所的可能。“凶手的目标可能是舞厅里的风尘女子。”他立刻调整侦查方向，把重点放在了那些经常出入舞厅的有前科人员身上。

就在这时，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杨永志。

杨永志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1957年出生，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街坊邻居提起他，都摇摇头说：“这孩子手脚不干净，长大了也是个祸害。”1978年，21岁的杨永志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半年，在劳教所里不仅没改造好，反而学会了更狡猾的偷东西技巧。

1980年，刚出来没多久的杨永志又因为抢劫被抓，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这次在监狱里，他倒是学乖了，故意表现得积极，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还主动揭发其他犯人的违规行为。1983年，他因为“改造表现良好”提前刑满释放。

出狱时杨永志26岁，虽然有案底，但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竟然进了哈尔滨通用设备锅炉厂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国企工人可是铁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杨永志刚上班那阵，确实老实了一阵，每天两点一线，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偶尔去家附近的副食店买东西。

就是在这家副食店，他认识了程玉莲。程玉莲比杨永志小6岁，1963年出生，也是哈尔滨本地人。她的命比杨永志还苦，从小父母离婚，跟着母亲在石油公司家属院长大。母亲是石油公司的工人，整天忙着上班，根本没时间管她，程玉莲从小就没人约束，上学时就经常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混在一起。

1983年，程玉莲辍学后，母亲托关系把她送进了南岗区文明路的副食品商店当营业员，这也是份体面的国企工作。可程玉莲根本坐不住，上班时经常偷偷溜出去和男朋友约会。在认识杨永志之前，她已经交往过7个男朋友，而且都发生过关系，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事。

杨永志和程玉莲第一次见面就看对眼了。杨永志觉得程玉莲长得漂亮，性格泼辣，不像别的姑娘那么扭扭捏捏；程玉莲则觉得杨永志看着有“男人味”，而且是国企工人，有稳定工作。一来二去，俩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86年，他们结婚了，第二年就生了个女儿。

有了孩子后，程玉莲辞了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可她根本不是能安心带娃的人，没过多久就开始出去鬼混，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后来更过分，竟然把情夫带到家里来，还大大方方地介绍给杨永志：“这是王大哥，我朋友。”“这是李老弟，帮过我不少忙。”

杨永志一开始还忍着，可看着家里不断出现的陌生男人，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你是不是疯了？”有一次，他看见程玉莲和一个男人在客厅里搂搂抱抱，当场就炸了，上去就给了程玉莲一耳光，“这是我的家，你别在这丢人现眼！”

程玉莲也不是软柿子，挨了打之后，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我乐意，你管不着！”她指着杨永志的鼻子骂，“你一个劳改犯，能娶到我是你的福气！”从那以后，俩人就成了仇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被砸烂了好几套。

1989年，锅炉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工资发不出来，好多工人都跳槽了。杨永志没地方去，只能在厂里耗着，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程玉莲花钱大手大脚惯了，没钱花就跟杨永志闹，杨永志被吵得心烦，某天突然冒出一个恶毒的念头：“你不是喜欢跟男人鬼混吗？不如用这个挣钱。”

那天晚上，杨永志把程玉莲叫到跟前，阴沉着脸说：“你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不管了，但你必须给我拿钱回来。”程玉莲一听，当场就乐了，她正愁杨永志管着她，这下终于自由了。“行啊，”她一口答应下来，“保证让你有钱花。”

从那以后，程玉莲就成了舞厅里的常客。她长得漂亮，会说话，很快就成了不少男人追捧的对象。每天晚上，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舞厅，勾搭那些看起来有钱的男人，然后带回家里或者去小旅馆，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交给杨永志。

杨永志看着钱越来越多，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样挣钱太慢了，”有一天，他对程玉莲说，“那些男人都是背着家里出来鬼混的，咱们可以敲诈他们。”程玉莲一开始还犹豫，怕被人报复，可杨永志一句话就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敢报警吗？这种事传出去，他们家都得散。”

1989年10月份，夫妻俩开始实施“仙人跳”计划。他们事先在阳台上装了一盏灯，约定程玉莲把男人领回家，快到“正题”时就开灯，杨永志看到灯亮就上楼捉奸。第一次作案，程玉莲在舞厅勾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看起来很有钱。

那天晚上，程玉莲把老头带回家里，刚进卧室就把阳台的灯打开了。蹲在楼下黑暗角落里的杨永志，冻得手都发紫了，看到灯亮后，立刻攥紧了口袋里的匕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一脚踹开房门，吼道：“你是谁？敢碰我老婆！”

老头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抓过衣服想跑，可杨永志堵在门口，匕首已经亮了出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老头哆哆嗦嗦地求饶，“我身上有500块钱，都给你，你放我走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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