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章 无上光荣（1/2）

从云山县返回清州市区的路上，车厢内异常安静。连续数日的基层走访，让团队的每个人都积累了太多需要消化的见闻与思考。赵晓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手指无意识地在笔记本的封面上轻叩。

“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聊的吗？”她转过头，打破沉默，“关于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关于我们接下来应该关注什么？”

老方导演从后排探过身：“我在想，我们听了这么多普通人的声音，也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复杂实践。但有一个维度，我们似乎接触得还不够——那些真正身处决策位置、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力的人，他们如何看待‘不负人民’？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王工推了推眼镜：“我同意。制度设计、政策执行，最终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如果只看到基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的受益者，而看不到决策者的思考与困境，这幅图景就不完整。”

小林翻看着这几天的访谈记录：“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对那些身居高位、手握权柄的人而言，‘无上光荣’这样的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责任的沉重，还是光环的虚妄？或者二者都有？”

“这个角度很重要。”赵晓颖若有所思，“‘无上光荣’这个词，在官方语境中常用来形容某些岗位和使命。但光荣的背后，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压力、抉择甚至孤独。我们应该去听听他们的声音。”

车子驶入市区，正值傍晚高峰。红绿灯前，赵晓颖做了决定：“联系一下李正峰副市长吧，看他这两天是否有时间。另外，我想拜访宋清风书记。”

两天后，清州市委大院。

宋清风的办公室简朴而整洁，书柜里除了政策文件和理论着作，还摆放着几本明显被反复翻阅的文学和历史书籍。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政如农功，日夜思之”。

“晓颖同志，坐。”宋清风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赵晓颖在沙发落座。他看起来比三年前清瘦了些，鬓角的白发也更明显，但眼神依然锐利沉静。

秘书端来茶水后退了出去。宋清风在对面沙发坐下，开门见山：“听说你们这段时间走了不少地方，听了不少声音。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赵晓颖斟酌着措辞：“宋书记，最大的感受是，‘人民’这个概念，落到现实中是千差万别的具体面孔和需求。基层干部在努力回应这些需求，但往往力不从心；普通民众在努力生活，但也各有各的困境和期待。”

宋清风微微点头，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是啊。我这些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做领导工作，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把人民抽象化，用统计数字代替活生生的人；二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以为‘我是为你好’就能代替真正的倾听和尊重。”

“但平衡很难，不是吗？”赵晓颖试探着问，“资源总是有限的，需求总是无限的。如何取舍，如何排序，这恐怕是领导者最痛苦的抉择。”

宋清风放下茶杯，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一棵老槐树在风中轻轻摇曳。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他的声音平缓下来，“大概五年前，我刚到清州工作不久，当时要推进一项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涉及老城区十几万人的动迁。方案论证了很久，从规划到补偿标准，都经过了反复测算和听证，我们自认为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回忆：“动迁启动前一个月，我决定自己单独去老城区走走，不通知任何人。在一个即将拆除的老巷子里，我遇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一个人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屋子昏暗潮湿，但收拾得很整洁。我们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在这条巷子住了六十年，妻子在这里去世，三个孩子在这里长大成人。虽然房子破旧，但每一块砖、每一道裂缝，都承载着他们一家人的记忆。他说他不反对改造，也知道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就是舍不得。”

宋清风的眼神变得深远：“那天我在他屋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听他讲巷子里的往事：夏天的晚风，冬天的炉火，邻居间的互助，节日的喧闹……临走时，老先生拉着我的手说：‘宋书记，我不是要为难政府。我就是想，能不能把巷口那棵老槐树留下？我妻子当年最喜欢在树下乘凉，孩子们也常围着它玩耍。’”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后来呢？”赵晓颖轻声问。

“后来，”宋清风收回目光，“我让规划部门重新调整了方案，不仅保住了那棵老槐树，还围绕它设计了一个小公园，把巷子的一些老地名、老故事做成文化墙。改造后的新小区，特意保留了一段老巷墙作为景观。那位老先生现在住在安置房里，他告诉我，他每周都要去那个小公园坐坐，看看老槐树，跟老邻居聊聊天。”

“这个调整，代价不小吧？”赵晓颖能想象其中的协调难度。

“增加了一千多万的预算，调整了三个相关部门的施工计划，开了七八次协调会。”宋清风坦言，“有人私下说我太‘感情用事’，说城市改造不能总被个别人的情感牵绊。但我坚持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晓颖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吗？因为那位老先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城市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是记忆与情感的容器。‘不负人民’，不仅仅是让他们住上更好的房子，还要尊重他们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认同。那一千多万，买的不仅是一棵树的保留，更是十几万老居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信任。”

赵晓颖认真记录着，同时问道：“但这样的个案处理，会不会让决策变得随意？毕竟，不是每个诉求都能被满足，也不是每个领导者都愿意或有能力去倾听这样的细节。”

“问得好。”宋清风转过身，“所以制度建设才如此重要。我们现在推行的‘民生实事群众点单’机制、‘社区规划师’制度、重大决策前的‘沉浸式调研’要求，都是在尝试把这种对个体情感的尊重、对细节的关注，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他回到沙发坐下，神情严肃起来：“但说实话，制度和方法的背后，最终取决于领导者有没有一颗真正敬畏人民的心。有些人把领导岗位视为权力的象征，有些人视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平台，这都没错。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把它视为一份沉甸甸的信托——人民把未来的一部分托付给你，你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这就是您理解的‘无上光荣’？”赵晓颖问。

宋清风缓缓点头：“光荣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你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位所承载的信任。每次做重大决策时，我常会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决定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如果我是受影响的老百姓，我会怎么想？第三，五年、十年后回头看，我会不会为这个决定感到羞愧？”

“这三个问题，让很多决策变得艰难。”赵晓颖感慨。

“艰难就对了。”宋清风的眼神锐利起来，“轻易做出的决策，往往意味着思考不够深入、调研不够扎实。我常跟干部们说，如果你觉得某个决策做起来特别轻松，那你就要警惕了——要么是你漏掉了关键信息，要么是你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宋清风送赵晓颖到办公室门口，忽然说：“晓颖同志，你们这个调研很有意义。但我想提醒一点：不要只记录那些成功的故事，也要敢于直面问题和失败。一个只讲成绩的社会是不真实的，一个不敢反思失败的民族是危险的。‘不负人民’，也包括有勇气承认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并有决心去改进。”

赵晓颖郑重地点头：“我记住了，宋书记。”

第二天下午，副市长办公室。

李正峰的办公室比宋清风的更加“实用主义”：墙上挂满了各种规划图和进度表，书柜里塞满了专业文献和政策汇编，办公桌上除了文件，还摆着几个建筑模型。

“颖姐，你可算来找我了。”李正峰笑着起身，与赵晓颖握手。三年多的副市长历练，让他身上褪去了不少青涩，多了几分沉稳干练，但眼中那份理想主义的光芒并未熄灭。

“怕打扰你工作。”赵晓颖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怎么样，这个位置坐得还习惯吗？”

李正峰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苦笑：“习惯？恐怕这辈子都习惯不了。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十件需要决策的事，每件事都关系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利益。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开会、看文件、协调矛盾。”

“但你还是选择了这条路。”赵晓颖接过水杯。

“是啊。”李正峰坐回椅子，身体微微前倾，“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如果当年没有卷入那场车祸调查，如果后来没有参与专案组，我现在可能在某个研究院做技术工作，生活规律，压力小得多。但……”他停顿了一下，“但我并不后悔。”

“为什么？”赵晓颖追问。

李正峰的目光落在桌面的一个相框上——那是他和赵晓颖在父亲李正峰墓前的合影。照片里，两人的表情庄重而坚毅。

“因为我亲眼见过，当权力失去监督、当制度出现漏洞时，会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他的声音低沉下来，“胡三强案、刘明维案，还有后来挖出的那一系列腐败窝案，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是被损害的利益、被扭曲的公平、被辜负的信任。”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有机会进入这个系统，我就要努力把它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能让老百姓办事少跑一次腿，能让一个合理的诉求不被推诿，能让一项好政策不被扭曲执行，那就值了。”

赵晓颖点点头：“这几年的副市长工作，让你对‘权力’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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