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8章 不负人民（1/2）

离开清州量子科技与未来产业孵化园的第二天，团队的核心成员们围坐在会议室里，桌上摊开着昨天的访谈记录和观察笔记。窗外的梧桐树在晨风中轻轻摇曳，阳光透过叶片间隙洒下斑驳光影。

“我们昨天看到的，是精英层面对‘不负时代’的回应。”赵晓颖的手指轻叩桌面，“但时代洪流中，不只有站在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民’这个宏大概念，是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他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又如何在这个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问题悬在空气中，让讨论暂时沉默。小林翻看着笔记，忽然抬头：“颖姐，我昨天在孵化园门口，遇到了一位送外卖的小哥。他一边等单一边用手机听在线课程，是编程基础课。我问他为什么学这个，他说：‘总得学点什么，不能一辈子送外卖吧？时代变得这么快，不学就跟不上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不负时代’。”老方导演眼睛一亮，“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具体而微的生存策略和自我提升。”

王工推了推眼镜：“但我想知道的是，除了个体的努力，这个时代是否给了普通人足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负人民’不仅仅是个体如何奋斗，更是制度如何保障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这个问题成为团队新一天调研的起点。他们决定暂时离开高科技园区，走进清州的普通社区、街巷、工厂和田间，倾听那些不常被聚光灯照射的声音。

第一站是位于老城区的“春风社区”。这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正在进行综合改造。脚手架林立，工人们忙碌穿梭，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并未搬离，改造在“边住边改”中进行。

社区党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说话干脆利落的女同志，名叫周红。她带着团队在小区里边走边介绍：“我们这的居民，三分之二是退休老人，三分之一是外来租户。老旧小区改造，最难的不是技术，是人。”

在小区中心的小广场，几个老人正坐在翻新的亭子里下棋。团队走过去，在一张石桌旁坐下。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退休教师徐大爷，是小区“居民议事会”的召集人。

“改造开始前，我们开了不下二十次议事会。”徐大爷说话慢条斯理，却逻辑清晰，“要不要装电梯？每户摊多少钱？低层住户有意见怎么办？停车位怎么规划？绿化要不要保留老树？一桩桩一件件，都要商量。”

“那最后怎么达成一致的？”赵晓颖问。

“投票啊。”徐大爷笑了，“我们小区有自己的‘小宪法’——《居民自治公约》。重大事项，三分之二同意才能通过。装电梯那事，我们前后讨论了三个月，最后设计了一个阶梯式分摊方案，高层多出点，低层少出点，一层不出，但可以使用。投票时85%同意了。”

小林好奇：“那不同意的15%呢？”

“做工作啊。”周红书记接过话头，“我们组织同意的住户去不同意的人家里聊天，讲道理，算长远账。有两户一直不同意的，我们请他们去已经装了电梯的小区体验，又联系他们的子女一起劝说。最后只有一户实在不同意的，我们尊重，但电梯还是装了，他们可以用，费用暂时由社区基金垫付，慢慢沟通。”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王工记录着，“基层民主的实践，就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邻里协商中。”

徐大爷点点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不少事，知道‘民主’不是喊口号，是要落地的。现在时代好了，国家让我们自己商量着办自己的事，这就是进步。‘不负人民’，我看首先就是尊重我们老百姓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

团队又走访了几户居民。在刚装好电梯的单元楼里，住在五楼的李阿姨推着坐轮椅的老伴出来晒太阳，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以前一个月都下不了一次楼，现在天天能下来。这政策，实实在在想在我们老人心坎上了。”

但并非所有声音都是赞美。在小区东侧，几户一楼的居民对改造后的绿化布局仍有微词。“他们说我们的院子‘侵占公共绿地’，要统一规划。”一位姓陈的大爷指着自家门前一块精心打理的小菜园，“我在这住了三十年，这块地一直是我打理的。现在说改就改，我的菜怎么办？”

周红书记耐心解释：“陈叔，您看规划图，这一片是要建公共健身区，您门口这块正好在中间。您的菜园我们可以帮您挪到楼后那片阳光好的空地，还给您一样的面积，行吗？”

“那得保证阳光！”陈大爷态度缓和了些。

“一定，我们签协议。”周红爽快答应。

离开春风社区时，赵晓颖感慨：“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艺术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负人民’在操作层面，就是这些无数琐碎而具体的协商、妥协与共识。”

第二站，团队来到清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中小型制造企业——“明锐精密”。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员工约三百人，其中70%是外来务工人员。

总经理办公室，四十出头、穿着工装的张总接待了团队。他的办公室朴素得让人意外：一张旧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生产线流程图和安全生产责任表。

“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是就业的‘毛细血管’。”张总说话直白，“大企业光环多，但我们吸纳的就业人口更多。‘不负人民’，对我们企业主来说，首先就是让跟着你干的人有稳定的收入、有保障、有尊严。”

他带团队走进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旁，工人们专注地操作着设备。在质检工位，团队遇到了来自贵州山区的小杨。他二十五岁，在明锐工作四年，已经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质检组长。

“张总给我们交五险一金，有加班费，过年过节有福利，宿舍有空调热水器。”小杨说话带着腼腆，“最重要的是，厂里有培训计划。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在别的厂干了两年，除了流水线什么都没学会。来这里后，厂里送我去读夜校，学机械制图和质量管理，学费报销一半。”

“现在有什么打算？”赵晓颖问。

“我考了成人高考，在读大专。”小杨眼里有光，“张总说，等我拿到文凭，可以竞聘车间技术员。我想留在清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孩子能在清州上学，比在老家强。”

张总在旁边补充：“我们厂里像小杨这样的年轻人不少。我常跟他们说，时代给了你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机会，但能不能留下来、过得好，要看你们自己学不学、拼不拼。厂里提供平台，但路要自己走。”

在员工食堂，团队和几位不同工龄的员工聊了起来。一位工作了十二年的老员工老刘说：“我在清州买了房，孩子在这上初中。要说‘不负人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这些外地人，能在这里扎下根，不被当外人看。”

另一位年轻女工小周则提到：“厂里有‘妈妈生产线’，工作时间灵活，方便我们接送孩子。这个特别人性化。”

但挑战也真实存在。张总坦言：“原材料成本涨，人工成本涨，国际订单不稳定。我们这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有时候我也想，我这么拼命，养着三百号人，到底值不值？但每次看到小杨他们拿到文凭、升职加薪，看到老刘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我又觉得值了。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类企业存在的意义吧——让普通人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工在笔记本上写下：“中小企业主的社会责任，与其说是道德选择，不如说是与员工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不负人民’在企业层面，体现为利益共享与成长共进。”

下午，团队驱车前往清州下辖的云山县，想看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如何回应“不负人民”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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