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3章 破晓的代价（1/2）

苏黎世，凌晨五点四十二分。

火车站的第三候车室空无一人，只有清洁工推着吸尘器发出单调的嗡鸣。杨丽娅坐在最角落的塑料椅上，用一份皱巴巴的《新苏黎世报》挡住脸，眼睛却透过报纸边缘的缝隙，盯着入口处的安检门。

她已换了三套衣服，扔掉了所有可能被追踪的电子设备，包括那支伪装成口红的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已通过火车站寄存柜的死信箱，传回了国内。现在她身上只有少量现金、一本伪造但质量极高的新加坡护照，以及一枚藏在牙缝里的微型定位器——那是最后的保险，只有在她生命体征消失超过二十四小时后，才会激活发送位置。

距离最早一班前往维也纳的列车发车，还有一小时十八分钟。

她闭上眼，试图回忆昨晚每一个细节：伯格电话里的威胁、走廊里的脚步声、窗台下的空调外机、排水管的触感、小巷里狂奔时擦过脸颊的风……然后是火车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用现金买票时颤抖的手指，在卫生间里换装时镜中那张苍白但冷静的脸。

“女士，需要帮忙吗？”

杨丽娅猛地睁眼。一个穿着火车站制服的中年男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扫帚，眼神温和。

“不用，谢谢。”她用带着口音的德语回答，同时握紧了藏在报纸下的匕首——那是从酒店房间顺走的拆信刀，简陋但锋利。

男人点点头，推着清洁车走开了。但杨丽娅注意到，他离开时，左手在裤袋里轻轻按了一下。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是错觉，还是……

五分钟后，两个穿着便装、但步伐和姿态明显受过训练的男人走进了候车室。他们没有四处张望，径直走向站内便利店，买了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坐在了距离杨丽娅二十米外的长椅上。

太刻意了。真正的旅客不会在凌晨六点坐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悠闲地吃早餐。

杨丽娅计算着距离和时间。最近的出口在三十米外，但要经过那两人面前。卫生间在后面十五米，但那是死路。站台入口在左侧，但需要验票，而且现在还未开放。

她缓缓站起身，将报纸叠好放在椅子上，拎起那个装着替换衣服的廉价帆布包，走向卫生间方向。

余光里，那两人没有动，但其中一人的手伸进了外套内袋。

卫生间里只有一个隔间亮着“空闲”的绿灯。杨丽娅推门进去，反锁，然后迅速从帆布包里取出一套新的衣服——清洁工制服，是她半小时前从火车站员工更衣室“借”的。

三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戴着眼镜、扎着马尾、提着水桶和拖把的女清洁工。她在脸上抹了点灰，推开水桶下方隐藏的夹层，将原来的衣服和帆布包塞进去。

开门，推着清洁车出来。那两人还坐在长椅上，其中一个正对着微型麦克风低声说着什么。

杨丽娅低着头，推车经过他们身边，拖把不小心碰到了其中一人的鞋。

“噢，对不起先生。”她用含糊的瑞士德语嘟囔，蹲下用抹布擦拭。

男人皱眉缩回脚：“没关系。”

杨丽娅站起身，推着车继续向员工通道走去。她的手心里，多了一枚从男人鞋底边缘粘下的微型追踪器——那是她刚才蹲下时，用抹布上的特制胶泥粘下来的。

员工通道的门需要刷卡。她没有卡，但知道一个漏洞——紧急出口的警报器昨晚坏了，还没来得及修。这是她在更衣室顺走制服时，听两个真清洁工聊天知道的。

她推开紧急出口的门，没有警报。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后巷，堆满了垃圾桶。晨光微曦，空气冷冽。

杨丽娅扔掉清洁车，从水桶夹层里取出自己的东西，快步走进巷子深处。在一个废弃的电话亭后面，她换回了便装，将那套制服塞进垃圾桶底部。

现在她有两个选择：按原计划去维也纳，或者改变目的地。

她看了眼手中那枚微型追踪器。对方在她身上放置追踪器，说明他们不确定她的具体位置，只能用广撒网的方式。但刚才的清洁工试探，说明他们已经把搜索范围缩小到了火车站。

去维也纳的列车太显眼了。而且，如果对方在火车站有眼线，很可能也在主要列车上安排了人。

她需要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目的地，一个他们想不到的地方。

杨丽娅走出小巷，来到一条稍宽的街道。早班电车正缓缓驶来。她看了眼线路图：5路电车，终点站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校区。

学术界。伯格网络的触角主要伸向企业和研究机构，但对顶尖学府的渗透相对谨慎——那里的学者更独立，舆论监督更严。

她上了电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只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和学生。

电车启动，城市在窗外缓缓后退。杨丽娅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突然感到一种深切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那种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被多方势力追逐、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孤独。

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从警校毕业，第一次执行卧底任务时，也是这样的清晨，也是这样空荡的电车。那时她年轻，以为只要够勇敢、够聪明，就能战胜一切黑暗。

现在她知道了，黑暗永远不会被完全战胜。它只会变形，会转移，会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而她们这些人，能做的只是在它每一次抬头时，用力把它按回去。

仅此而已。但这“仅此而已”，就值得付出一生。

电车到站。杨丽娅下车，走进了ETH的主楼大厅。时间还早，大厅里几乎没有人。她找到一台公共电脑，用一次性密码登录了一个加密邮箱。

里面有三封新邮件。

第一封来自陈默，发送时间是两小时前：“证据已接收并解析，确认‘Ω计划’买家涉及多国政商精英。国际刑警组织已启动红色通缉令程序，针对伯格及其三名核心助手。但正式逮捕需要时间，且瑞士未完全配合。你目前处境极度危险，建议立即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寻求庇护。”

第二封来自余年，发送时间是一小时前：“国内压力暂缓，‘安全港’方案获高层原则性支持。已协调外交部通过非正式渠道向瑞方表达关切。但使馆庇护可能引发外交风波，且无法确保你在瑞境内安全。有一个备用方案：苏黎世老城有一家叫‘钟与齿轮’的古董钟表店，店主是退休的情报人员，欠沈老师一个人情。暗号：‘我想修一块1965年的百达翡丽，它走得太快了。’”

第三封没有发件人，只有一行字：“北极星在苏黎世湖北岸，47°2223.5N 8°3246.8E。入口在船坞下方。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也有你想要知道的答案。但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杨丽娅盯着这第三封邮件，看了很久。

“北极星”——这是楚啸天当年在瑞士的一个秘密安全屋代号，她只在最高密级的卷宗里见过一次。坐标位置在苏黎世湖北岸，一个叫屈斯纳赫特的小镇附近。

邮件是谁发的？为什么知道这个代号？为什么现在告诉她？

陷阱，还是真正的突破口？

她看了眼时间，早上七点零三分。天已经完全亮了。

大厅里开始有学生陆续进入，抱着书本，聊着天，年轻的脸庞上是对新一天的期待。

杨丽娅关掉邮箱，清空浏览记录，离开电脑。

她走出主楼，站在台阶上。晨光中的苏黎世湖波光粼粼，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轮廓清晰。

左边是去大使馆的路，安全但被动。右边是去老城古董店的路，有接应但前途未卜。前方，是苏黎世湖北岸，一个可能藏着最终答案、也可能藏着最终坟墓的地方。

她深吸一口气，做了决定。

有些路，总得有人走。有些答案，总得有人去找。

她走下台阶，融入了清晨的人流。

方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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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上午十点。

市第一医院住院部七楼，单人病房。

老周左臂打着石膏，额头上缠着绷带，但精神还不错，正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流皱眉。程日星和林晓坐在床边，一个在削苹果，一个在整理资料。

“所以说，‘Ω计划’的买家名单里，至少有四个是某国现任高官的亲属？”老周指着屏幕上一个加密条目，“这个‘客户09’，IP地址和交易记录指向的最终受益人，是某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儿子。”

“而且他买的是特定遗传病携带者的基因数据。”程日星接过削好的苹果，递给老周，“结合临床记录和家族谱系。这不像学术研究，更像是在……筛选。”

“筛选什么？”林晓问。

“筛选合适的‘样本’。”程日星声音低沉，“或者，筛选需要‘订制’的遗传特征。比如，如果某个家族有某种遗传病史，但政治或商业联姻又需要，那么提前进行胚胎基因编辑，确保后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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