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收割之时（1/2）

日内瓦，晚上八点。

晚宴设在莱芒湖畔一座私人庄园的玻璃穹顶大厅内。水晶灯折射出璀璨的光，银质餐具在长桌上排列成严谨的几何线条。五十位受邀者低声交谈，空气里弥漫着香水、雪茄和某种心照不宣的氛围。

杨丽娅选了靠近角落的位置。她换了身墨绿色丝绒长裙，长发挽起，露出清晰的颈线——这是她多年训练形成的本能：在需要观察时，尽可能减少自身的存在感，同时保持必要的优雅以融入环境。

伯格坐在主桌中央，正与一位来自某国际药企的副总裁谈笑风生。杨丽娅用余光观察着他：手势放松，笑容自然，但每隔几分钟，他会下意识地摸一下西装内袋——那里放着手机，或者别的什么。

开胃菜上桌时，一位坐在杨丽娅斜对面的中年女士主动搭话：“杨女士？听说您来自中国的科技伦理委员会？我是《自然·生物技术》的编辑，凯瑟琳。”

“是的，凯瑟琳女士。很高兴认识您。”杨丽娅微笑，同时大脑快速调取资料：凯瑟琳·韦伯，五十二岁，在科学出版界有三十年资历，以严谨甚至苛刻着称。但她丈夫经营的医疗投资基金，去年曾参投伯格实验室的一轮融资。

“伯格教授今天的演讲，您怎么看？”凯瑟琳切着盘中的鹅肝，语气随意，“关于个性化基因干预的那些愿景。”

“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杨丽娅选择中性的措辞，“但愿景的实现，离不开全球性的伦理共识和监管框架。”

“共识？”凯瑟琳轻笑，“亲爱的，在科学前沿，共识往往是阻碍进步的东西。想想伽利略，想想达尔文。有时候，需要有人先跨出那一步。”

“但基因编辑不是天文学或生物学。”杨丽娅放下叉子，声音平静，“它直接作用于生命本身，影响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步跨错，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

凯瑟琳挑了挑眉，似乎对杨丽娅的直白有些意外。这时，主菜上桌——煎鲈鱼配白葡萄酒汁。谈话暂时中断。

杨丽娅借着切鱼的动作，目光再次扫向伯格。他刚接完一个电话，表情未变，但放在桌下的左手，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一下，两下，三下……那是某种节奏。

她心中一凛。程日星在培训时提过，一些经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会用微小的肢体动作传递简单信号。伯格敲击的频率，很像摩尔斯电码里的“S”和“O”的组合——国际通用的求救或行动信号。

他在向谁传递信息？接收者就在这个大厅里吗？

甜点环节，伯格终于起身致辞。他端着香槟杯，站在水晶灯下，声音温和而富有感染力：“……我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技术赋予我们重新书写生命代码的能力，而伦理学赋予我们思考‘是否应该’的智慧。今晚，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两个维度的探索者和守护者。”

掌声响起。伯格的目光扫过全场，在与杨丽娅视线相交的瞬间，微微停顿了半秒。

然后他继续说：“但探索需要勇气，也需要代价。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选择，甚至承担误解和非议。就像我的老朋友楚啸天博士——他的方法或许有争议，但他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不该被全盘否定。”

大厅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杨丽娅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她感觉到至少有十几道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她。

“楚博士生前曾对我说，”伯格的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惋惜，“最大的痛苦不是失败，而是你的初衷和贡献，被简化成几个冰冷的罪名。”他举起杯，“让我们敬所有在争议中前行的探索者。”

稀稀落落的举杯声。杨丽娅没有动。她知道，这是试探，也是陷阱——如果她反应激烈，就等于承认自己与楚啸天案深度关联；如果她沉默不语，又可能被解读为默认。

她缓缓站起身。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过来。

“伯格教授，”杨丽娅的声音清晰而稳定，“您提到‘初衷’。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论迹不论心。一个人的贡献，最终应该由他行为的客观结果来评判，而不是他声称的初衷。”

她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至于探索的勇气——真正的勇气，是在拥有巨大力量时依然选择克制，是在可能触犯底线时主动停下脚步。这比一味向前冲，更需要力量。”

说完，她举起杯，却不是向伯格，而是向全场：“敬那些既勇于探索，更勇于克制的科学家们。敬规则，敬底线，敬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生命。”

短暂寂静后，掌声从几个角落响起，然后蔓延开来。伯格脸上的笑容依旧，但眼神深了几分。

杨丽娅坐下，手心微湿。她知道，第一轮交锋结束了。但更大的危险可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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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凌晨四点。

地下数据实验室里，只有服务器指示灯和屏幕的光。程日星已经在这片数字深海里潜航了七个小时。

通过“萤火虫”留下的后门，他像一滴水融入了伯格网络的海洋。起初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沿着数据流的边缘游弋，记录下每一个节点、每一条路径。然后，他开始向中心渗透。

防火墙一道道被绕过，加密协议一层层被剥离。程日星感觉自己像个考古学家，在挖掘一个庞大的数字坟墓——里面埋藏的不是骨骸，而是无数人的遗传密码、健康数据、生命信息。

凌晨四点十七分，他找到了“收割行动”的中央控制界面。

那是一个简洁到冷酷的仪表盘。左侧是世界地图，十几个红点闪烁，代表正在被“收割”的样本库。每个红点旁边有实时进度条：东京82%，首尔79%，北京45%……右侧是数据分类统计：基因组序列、表型数据、临床记录、家族谱系。

而在仪表盘下方，有一个独立的、标注为“Ω计划”的子模块。

程日星点进去。加载进度条缓慢移动，他的呼吸也随之屏住。

界面展开的瞬间，他几乎从椅子上弹起来。

那不是简单的数据收集界面——而是一个交易平台。左侧是可出售的“基因图谱包”，按种族、地域、疾病特征、特殊性状分类明码标价。右侧是“定制需求”发布区，滚动着来自全球买家的订单：

“北欧裔，身高190以上，天然红发，无重大遗传病史，全基因组数据。预算：150,000。”

“东亚裔，家族三代无癌症史，HLA特定分型，样本量≥50。预算：$300,000。”

“非洲特定部落，镰刀型红血球基因携带者群体研究数据。要求包含环境暴露史。预算：￡500,000。”

更下方，还有更隐秘的“特别需求”区，访问需要额外权限。程日星尝试突破，触发了一道警报。他立刻切断链接，启用预备好的伪装路径。

心跳如鼓。他之前猜测伯格网络在窃取数据，但没想到规模如此庞大、运作如此商业化。这不是科研，这是贩卖。贩卖的是人最根本的生物信息，是生命的源代码。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快速下载核心证据：交易记录、买家名单、资金流向、后台日志。数据量太大，完整下载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而每多一秒，被反追踪的风险就指数级增加。

凌晨四点五十二分，他收到了林晓从楼上宿舍发来的加密消息：“日星，刚截获到一份从日内瓦发出的指令，优先级最高。指令内容：‘清除访客’。接收方地址指向你正在潜入的服务器。你可能被锁定了。”

程日星瞳孔收缩。他看了一眼下载进度：67%。

走，还是留？

走，能保全自己，但关键证据可能就此消失，伯格网络会迅速转移，一切前功尽弃。

留，可能拿到完整证据链，但也可能被对方反制，甚至暴露真实身份和位置。

没有时间犹豫。程日星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启动了三重应急方案：第一，将已下载数据实时加密传输到七个不同的云存储节点；第二，在服务器内部植入一个延迟触发的“数字炸弹”，一旦自己被踢出或服务器被关闭，炸弹将销毁所有“Ω计划”相关数据；第三，给余年和陈默发送预置的警报信息。

做完这些，下载进度跳到了78%。

他盯着屏幕，感觉汗水正顺着脊背滑下。数字世界里，一场无声的追杀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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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午九点半。

立法工作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椭圆形的会议桌旁，烟雾缭绕——好几位老烟枪在压力下都破了戒。

“四十七家。”坐在余年对面的副主任摁灭又一个烟头，“从昨晚到现在，又有三十家外资企业和研究机构发来正式照会，内容大同小异：关注、忧虑、期待对话。”

“还有这个。”另一位委员推过来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新闻稿，“路透社凌晨发的，标题是《中国拟议新规或使全球生物科技合作开倒车》。里面引用了‘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领袖’的话，说这是‘科技民族主义’的表现。”

余年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电脑屏幕上不断刷新的邮件提醒，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这不是单纯的技术争论，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博弈，而是一场关于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乃至未来科技秩序主导权的角力。

“小余，”主任点了他的名，声音有些沙哑，“你昨天提交的补充报告我看了。案例很扎实，国际比较也很全面。但现在的局面是，对方不在乎我们有没有道理，而在乎我们能不能顶住压力。”

“我明白。”余年抬起头，“但如果我们现在退让，以后每一次想建立规则，都会面临同样的压力。而且这次退一步，下次可能就要退两步。”

“那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副主任问，“总不能硬顶着，看着外资真的撤走，国际合作真的中断吧？”

余年调出一份新的PPT：“我的建议是：分化、沟通、提供替代方案。”

他翻到第一页：“第一，分化。这些联名的企业，诉求并不完全相同。巨头企业担心的是全球数据治理体系被重塑，影响他们的既有商业模式；中小企业担心的是合规成本；纯研究机构担心的是合作受阻。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沟通策略。”

翻到第二页：“第二，沟通。不是闭门开会，而是主动走出去。组织系列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伦理学者、患者团体，公开讨论每一条争议条款背后的考量。把我们的担忧、数据出境的真实风险、以及国际上正在形成的监管趋势，讲清楚。”

翻到第三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提供替代方案。条例不是只有‘禁止’和‘允许’两种选择。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安全港’制度：企业如果采用经过认证的加密技术、在境内设立合规的数据处理中心、接受定期的第三方审计，就可以适用简化的出境流程。这样，合规成本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安全技术来降低监管风险。”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出风的细微声响。

“安全港制度……”主任沉思着，“技术上有可行性吗？”

“我咨询过几位信息安全专家，包括我们研究院的程日星。”余年说，“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关键是需要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和认证程序。”

“时间呢？从设计到落地，需要多久？”

“如果全力推进，三个月内可以出台框架，半年内可以完成第一批认证。”余年顿了顿，“但前提是，我们要先顶住这三个月的压力。”

副主任苦笑：“三个月……每天四五十封抗议信，国际媒体轮番报道，说不定还有政府层面的外交交涉。”

“所以我们需要盟友。”余年翻到PPT最后一页，“不是所有的国际力量都反对监管。欧洲的隐私保护组织、美国的某些患者权益团体、全球的生物伦理学界，都在呼吁加强对遗传数据的保护。我们可以主动联系这些力量，形成跨国的倡议联盟。当争论从‘中国 vs 世界’变成‘如何负责任地发展科技’时，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会议又持续了四十分钟。结束时，主任拍了拍余年的肩膀：“按你说的思路，尽快拿出细化方案。沟通组由你牵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提。”

回到办公室，余年刚坐下，苏晴就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余年问。

“两件事。”苏晴关上门，压低声音，“第一，沈老师刚才来电话，说他参加的一个高层专家座谈会上，有人点名质疑你，说你在立法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经验和情绪’，‘把针对楚啸天案的愤怒扩大到了整个行业’。”

余年沉默。这在他的预料之中。

“第二件呢？”

苏晴把手机递给他：“你看这个。”

屏幕上是一条刚发布的外媒快讯，配图是日内瓦晚宴的照片。标题触目惊心：《中国伦理官员在日内瓦为楚啸天辩护？独家现场实录》。

文章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杨丽娅的发言，将“敬那些既勇于探索，更勇于克制的科学家们”曲解为“肯定楚啸天的科学贡献”，并暗示中国在科技伦理问题上的立场“充满矛盾和投机”。

“这是陷害。”余年放下手机，声音低沉，“针对杨姐，也是针对我们整个团队。”

“需要澄清吗？”

“现在澄清只会越描越黑。”余年摇头，“对方要的不是真相，是要制造混乱，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他看了眼时间，“杨姐那边应该已经看到新闻了，但她现在没法公开回应。我们得稳住。”

话音刚落，余年自己的手机震动。是一条来自陈默的加密信息，只有两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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