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06章 树倒猢狲散（1/2）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正是北京城一年中最闷热难当的时节，但紫禁城深处，却弥漫着一股比严冬更刺骨的寒意。太和殿的飞檐在烈日下闪烁着刺目的金光，却照不亮西苑瀛台附近那处被严密守护的宫殿内的死寂。天启皇帝朱由校，已病入膏肓。

龙榻上的天子，面色蜡黄，气息奄奄，昔日痴迷于斧凿之间的活力早已被病魔吞噬殆尽。他或许在昏沉中，偶尔能听到魏忠贤与客氏压低了声音的、焦灼的商议，或许能感受到张皇后（懿安皇后）那无声却坚定的凝视。因自己无子，帝国的继承人，毫无悬念地落在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身上。

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这只寄生在皇权大树上的巨蟒，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赖以生存的大树倒下，他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与客氏，以及核心党羽王体乾、李永贞等人，曾密谋过各种可能：是否尝试从宗室中另立更易控制的幼主？或是如某些流言所说，甚至怀有更疯狂的、不切实际的篡逆念头？然而，信王朱由检已然成年，且素以谨慎、好学闻名，在朝野中有着“贤王”之称。更重要的是，以张皇后为代表的正统宫廷力量，以及那些虽被压制却从未消失的反阉党势力，都坚决支持信王继位。魏忠贤发现，在“祖宗法度”和“兄终弟及”的礼法面前，他那看似无边的权力，竟如此脆弱，根本无法动摇国本。一番紧张的密谋与权衡后，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临终前，他拉着弟弟信王朱由检的手，留下了那句着名的遗言：“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句话，或许是出于对老仆的真心信任，或许是在魏忠贤势力包围下的无奈之举，但无疑给魏忠贤留下了一线生机，也给新皇帝的即位蒙上了一层微妙的阴影。

朱由检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接受了群臣的朝拜，继皇帝位，定次年改元崇祯。这位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从他踏入紫禁城的那一刻起，就深知自己正处于何等险恶的环境之中。魏忠贤的党羽遍布宫禁，眼线无处不在，他甚至不敢食用宫中提供的膳食，夜里枕戈待旦，以防不测。

然而，崇祯与他的兄长截然不同。他锐意求治，对魏忠贤及其阉党集团的祸国殃民早已深恶痛绝。但他更深知，魏忠贤经营多年，党羽盘根错节，势力遍布朝野内外，若贸然动手，恐生不测之祸。他选择了隐忍，运用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登基之初，崇祯对魏忠贤表现得异常尊重。他不仅保留了魏忠贤司礼监秉笔太监和东厂提督的职务，甚至对其党羽也暂不触动，温言抚慰，一切仿佛天启旧制。这让原本提心吊胆的魏忠贤及其党徒，逐渐放松了警惕，认为新皇帝年轻，或可操控。

但崇祯的利剑，已然在暗中出鞘。他先是巧妙地利用宫中规矩，以皇帝大婚、乳母不应再留居宫内为由，下旨将客氏“优待”出宫，移居外宅。这一招，如同斩断了魏忠贤最得力的一条臂膀，也清除了内宫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客氏的离去，让魏忠贤感到了第一阵刺骨的寒意。

为了试探新帝的真实态度，魏忠贤使出了官僚体系中常用的以退为进之策，他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奏疏，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辞去所有职务。这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自保的姿态，意图唤起新君的“挽留”和“倚重”。

崇祯帝洞若观火。他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将魏忠贤召至御前，言辞恳切，温言抚慰：“厂公乃皇兄托付之重臣，劳苦功高，熟知政务，正当继续为朕分忧，匡扶社稷，何故言退？” 这番表演天衣无缝，让魏忠贤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他或许天真地以为，新皇帝还需要依靠他来稳定局面。

然而，崇祯的暗中布局正在加速。他秘密召见了一些他信得过的、非阉党核心的官员，如后军都督府经历徐应元（与魏忠贤有旧，但被崇祯争取）、以及一些潜在的、敢于发声的言官。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开始收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证。朝野中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反阉党力量，如同被春风唤醒的野草，开始悄然萌动。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帝态度中那微妙的信号。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帝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不再需要伪装。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突然下达，直指魏忠贤：列举其“擅权纳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僭越欺君”等多项罪状，但念其“侍奉先帝”微劳，从宽发落，革去所有官职，贬往凤阳祖陵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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