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05章 九千九百岁（1/2）

天启五年（1625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初，是大明王朝被一个阉人的阴影彻底笼罩的时期。东林党人的鲜血仿佛成了魏忠贤权力金字塔最后奠基的砂浆，随着杨涟、左光斗等一批正直之士的惨死，朝野上下，再无人敢撄其锋。魏忠贤的权势，如日中天，达到了令人生畏的顶峰，其僭越与荣宠，在帝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朝廷的封赏已无法用寻常的功勋来衡量，完全变成了对这位“定策元勋”的狂热崇拜。天启帝下旨，晋封魏忠贤为上公——这是异姓人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通常只授予有擎天保驾之功的外戚或勋臣，加恩三等。更令人瞠目的是，他那尚在襁褓中的侄子魏良栋、侄孙魏鹏翼，竟也被封为伯、侯，身着蟒袍玉带，在懵懂无知中便已位极人臣。魏氏一族，鸡犬升天，族人魏良卿、魏志德等多人占据都督、锦衣卫指挥使等要职，一门显赫，势焰熏天。

然而，比朝廷的封赏更能体现魏忠贤无上威权的，是那场席卷全国的、荒诞而疯狂的“建生祠”运动。

所谓“生祠”，即为活着的人修建的祠堂，供人瞻仰祭祀，这本是历代对极少数功勋卓着、德高望重的官员才能给予的殊荣。但在天启年间，这却成了地方官员向魏忠贤献媚表忠的竞技场。

始作俑者是蓟辽总督阎鸣泰。他精心撰写的奏疏堪称谄媚文学的“典范”：“臣见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爱民如子，忧国如家。其心勤体国，念切恤民，较古之大贤，若周公之吐哺，诸葛之鞠躬，未有过之。蓟州士民，感厂臣之功德，如婴儿之慕慈母，恳请为厂臣建立生祠，以申爱戴之诚，而垂永久之念。”

这道无耻至极的奏疏，竟得到了皇帝的欣然“准奏”。一时间，各地督抚、巡按、乃至知府知县，仿佛发现了通往权力快车道的终南捷径，竞相效仿，唯恐落后。浙江巡抚潘汝桢、宣大总督张朴、漕运总督郭尚友、山西巡抚曹尔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疏本如雪片般飞向京师。

不到一年时间，从京畿到边塞，从江南到西南，全国各地的通衢大邑、名山胜境，竟冒出了四十多处魏忠贤的生祠！每一座都极尽奢华，靡费巨万。有的用只有皇宫和孔庙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覆顶，金碧辉煌；有的祠内魏忠贤的塑像竟头戴冕旒，身着蟒龙袍，作帝王之相；有的以沉香木雕琢其身，以金银珠宝镶嵌其目，五脏六腑以金玉珠贝填充，穷奢极侈，远超规制。

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歪风邪雨中，一些官员的谄媚已到了丧失理智、亵渎斯文的地步。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上书，竟将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厂臣诛东林，皆明纲常、正人心之举，其功一也。且厂臣芟除奸恶，保全善类，譬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又厂臣疏浚河道，普惠生民，譬如禹王之治水。德被苍生，功高万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请于国子监西侧，敕建厂臣生祠，与孔圣并祀，以使天下学子，知忠义之本，感厂臣之德！”

此议虽因部分尚存理智的官员暗中阻挠而未全行，但其荒谬绝伦，已足见当时士风败坏到了何等地步。奏疏中“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这样的字眼，已完全是将魏忠贤捧到了神只的位置。

天启七年（1627年）春，魏忠贤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虚岁）。这场寿宴，已非寻常的庆典，而是一场权力与谄媚的盛大检阅。紫禁城外，他的私邸（或特定场所）张灯结彩，锦绣铺地，宾客如云。文武百官，上至内阁阁老，下至各部郎官，几乎倾巢而出，携带奇珍异宝，络绎于道。门前车马堵塞了整条街道，朝冠朱紫，辉映相属，其盛况远超皇帝万寿圣节。

寿堂之上，魏忠贤身着御赐蟒袍，端坐于正中太师椅上，满面红光，志得意满。百官按品级鱼贯而入，行跪拜大礼，山呼祝祷之声不绝于耳。酒过三巡，气氛愈发炽热，有那急于表现的官员，借着酒意，率先跪倒在地，高声呼道：“千岁！千岁！千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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