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小住（2/2）

我的朋友杨潜庵（常熟人，杨云史之弟），有诗咏之曰：“春明馆聚老人星，长美轩中髯尚青。茗座也分三部落，朱颜红粉柏斯馨。”真是如此的景象。但我到中央公园去，总是坐到柏斯馨的茶座，因为在那边，总有几个熟人，一见了总是打招呼：“这里来！这里来！”柏斯馨那边男女杂坐，太太小姐一大群，于是引起了胡同里姑娘也来了。它生涯发展，屋子里不能容纳，于是广设了露天茶座。好在北京地方在长夏时间，雨水极少，像这个夕阳挂在林梢，凉风披拂时候，莺莺燕燕，相率而来。茶博士格外殷勤，每一茶桌上，添设了瓜子、花生，以及糖果之类。这个露天茶座愈加扩大，本来春明馆、长美轩，也各有其室外空场地盘，但它们仅守其室内保守主义，而柏斯馨以越级茶座的声势，便侵越过来了。

中央公园另一个茶座，唤作“来今雨轩”，这是另一部分人集会之地，以学人政客为多，不与柏斯馨一班人同流合污，以示高傲。中央公园里面就是少什么可以饮食的小馆子，大概当时规定的，表示清洁，免使喧嚷吧？

我有几位好酒的朋友，公园散出来，都是访寻酒家，常邀约了我同去。这些都是热酒店，喝绍兴酒为主，是南方人来开设的。我的酒量很窄，绍兴酒只能喝半斤，适可而止，若要喝至十二两，便有些酡然了。虽是热酒店，上海和苏州不同，北京又和上海不同。北京酒店的喝绍酒，以碗计，不似苏沪的以壶计，一碗就是四两，四碗就是一斤，量高者可喝十余碗，我只能喝两碗，所谓浅尝即止耳。

据好饮的朋友说：北京的绍酒，比上海的为佳，我也觉得似为醇厚，本来从前绍酒之名，曰花雕（因酒瓮上雕花），曰京庄（装入京都，用以入贡的），此种掌故，酒徒都能言之，我没有考订过，近来绍兴酒又有许多名词，从前的名词，又要说它有封建气息了。北京的名点，我也吃过不少，什么萝卜丝饼、千层糕等等，都已忘却，但我觉得总不及我们苏州故乡之佳。北京也有稻香村茶食店，当然是冒牌，但他们什么檀香扇、麻将牌等也卖，竟成了苏州土产公司。北京也有许多忌讳，譬如在食物中，忌说一个“蛋”字。南方人常吃的“炒蛋”，他们称之为“摊黄菜”，我们常吃的“水铺鸡蛋”，他们唤作“卧果儿”，这三字不知何所取义，总之菜肴中遇到有蛋字的都避去。问他们是什么缘故呢？说：蛋字是骂人。北方人骂人，就是昏蛋、浑蛋、王八蛋，不绝于口呀！

北京的路政不修，已有好多人在笔记上提及了。有某君说：北京的道路，晴天像香炉，雨天像荷花缸。因为晴天满路都是灰沙，一到雨天，便满地泥泞，深入几寸了。北京人当时怀旧思古之心，牢不可破，什么事物，都以越旧越古为好。商店里的宣传品，动辄以百年前的老店为号召，所以他们虽生意已十分兴隆，门前的招牌，破坏不堪，也不肯更换。前门外大栅栏许多大商店，门前就是一条沟，沟的外围方是路。沟久不修，日积月累，也渐高了，几与店门看齐。有时沟中粪秽，直冲至店门以内，而他们也不肯修治。问他们为什么呢？说有关本店风水，名为“黄金入柜”。这不是我乱造谣言，当时实有此景状，直要到“解放”以后，新中国破旧立新，方才改革了吧！

我于这些大栅栏、廊房头条的大商店，都不曾去过，我最怕是买东西，尤其是那种讨价还价的货品。但是有一种卖帽子的商店，我却就光顾了好几次。北京天气冷，一到了冬天，人人都戴起了皮帽子。在前清时代，那些官老爷们，一天到晚，官服不离身，穿了皮的官服，就要戴皮的官帽。而且还有品级的制度，要几品以上，才可以戴貂帽，你若差一点，对不起，都老爷（御史）就参你一本，说你僭越了。你们看翁同龢的日记，到了冬天，必定记上一笔今天穿什么皮衣服，这不是浪费笔墨，很有关系呢。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制度都改革了，可是革去了制度，革不去皮帽子。为什么呢？这是实用呀，不是虚文呀，换汤不换药，官帽变成了便帽，皮帽子一时又摩登起来了。

皮帽子有种种型式，有三瓦块、四瓦块、敞口、平顶、安昆帽、拉虎帽许多名词，我也莫名其妙。质料则有獭皮、貂皮、海虎、玄狐等等，我也不能悉举其名。这种皮帽子，渐渐自北京流行到上海，但上海帽子店，未能如北京所制的精妙。我去北京，见到有型式新异的必买一顶。但我不善购物，必约了邵太太汤修慧同去，因为她最内行、最精明、最熟悉，这一带的大商店，差不多都认识她。我有一顶獭皮而平顶的，形同僧帽，戴了它已经十年，微有破损，爱其温暖，终未弃去，古人诗句云：“破帽多情却恋头”，真有此情景。

后来我看见许多俄国人，都戴这种皮帽子，方知道这是从欧化而来的。还有一种帽子，是用绒线织成的，有棕色的，有黑色的，戴了只露出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以之御风雪，可以夺中国旧时风帽之席。这种帽子，名之曰“罗宋帽”（从前上海一部分人，呼俄国为罗宋，呼美国为花旗，呼德国为茄门），这种罗宋帽，已风行于中国全国，以至于今，既而上海就有罗宋大菜、罗宋汤，自北而南，口碑载道。可知虽一物之微，你细加推想，也大有意义存在其中，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是大度包容，习焉不察呢。

我写了许多在北京琐屑的事，游骑无归，现今忙收笔再说到铁门。我在铁门这屋子的租期是一年，实在只住了九个月，还有三个月，我回到南方去了。那好像已是冬天了，我送我的女友回南京，我自己则到上海去过年了。到了明春，我再到北京来，那时北京的气氛更坏了，不但是纷乱，而且是险恶了。和北京的几位老朋友谈谈，他们都是横点头，我也不想在北京居住了。

回到铁门的屋子里，我这个雇用的仆役而兼厨子的张福，为我看家，此次主人回来，显然表示欢迎。谁知这个老实人，也大拆其滥污，趁我不在时，招留了一个野女人在家，作为双栖之计。我的所有家具器物，自然由他们享用，我留在那里衾枕卧具之类，幸亏锁在一个小木橱中，而我的一张木床，一定是他们的大舞台了。他们粗心大意，还留着一张该女人的照片，在我书桌的抽斗里，是一个将近中年的北方妇人，但决不是张福的妻子，因为他受佣的时候，曾说过他没有老婆的。我不曾谴责他，我想此番来，房子也要退租了，佣人也自然解雇了，这些事也不必再问了。我多发给一个月工资与他，把他遣散了。

所有在有正书局借来的家具，仍还给了他们。不但如此，我在这一年中也陆续添置了些轻便器具，除厨房用具，我给了张福外，一总送到有正书局，名为寄存，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北京的形势愈恶，有上海来就职的许多朋友，也都南归了。我这一回离开了北京后，再没有来过。以后北伐军兴，国民政府成立，北京便改称为北平了。解放以后，又恢复了北京的名称。我以待尽之年，衰病侵寻，北望燕云，弥深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