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小住（1/2）

我在北京，除居住在东方饭店外，也曾租屋居住。其地在宣武门内一条胡同，叫作“铁门”，那是他们新起的一个名字，觉得甚怪。记得佛家有“铁门槛”的话，这里却叫作“铁门”，不知何所取义。这条胡同是新造的，全仿上海的里弄格式，曲曲弯弯的里面有十余所房子。虽然那条胡同是仿上海里弄式的，里面的房子却仍是北京式的，一律是小型四合院。北京的房子，有大四合院，有小四合院，铁门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西屋各两间，门口还有一个小门房。北京很少楼房，都是平屋。

这种房子怎样的支配呢？大概北屋三间是主人家所住，又称之为上房；对面南屋两间，作为会客之用，或者做一个小书房。东屋做厨房，西屋可以做佣人室，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家庭了。中间是一个庭心，也不让它空闲，有的是筑一座花砌，可以让你杂莳花木；有的是装了两条石板凳，搭了几层花架子，北京人喜欢盆栽，亲手灌溉，顾而乐之。我住的这所屋子，是铁门进去的第三所，门牌就是第三号。房子是新造的，没有人住过，墙壁都是雪白的。窗是所谓和合窗，都是纸糊的，中间镶嵌一方玻璃，那时北京的窗户，都是如此。可是铁门有两事占胜了，一是电灯，一是自来水。这因为那是新造的屋子，若北京那些旧房子，还是没有的呢！

电灯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已是流行火油灯了，这东西既肮脏而又危险。至于自来水没有的地方，他们都是买水度日，每天要用几桶水，自有人送来。我这屋子，既装有电灯线，又有了自来水管子，并且是新造的，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吧，与北京老房子比较，也算是高价了。有了房子，就要家具，我们苏州人的俗语，称之为“屋肚肠”，“屋肚肠”是不可少的，于是我便向木器店里，购买了几件家具。北京的木器店，也很不差呀，我觉得比上海的木器店好，上海的木器店，一味仿洋式，而偷工减料，不切实用的，北京的木器，倒是坚实而精致的。我购买了一张木床，他们北方人是睡火炕的，我们南方人哪里睡得惯？我又购买了一张小书桌，一个小书架，这是我的工具，差不多晨夕不离的。其余有些桌椅杂物之类，我都向北京有正书局借用的。说起北京有正书局，我又有插话了，原来狄楚青当时开办有正书局，不独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报馆与书店并驾齐驱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广。所以上海的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北京都没有分馆，《时报》一开办就有分馆了。北京的有正书局与《时报》分馆，当然成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种孤本书籍，都是从北京来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红楼梦，也是如此。我与北京有正的蒋先生很相熟，铁门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绍指引得来的。

我为什么不住旅馆，而要另找一个房子居住呢？实在东方饭店已经住得很腻了。最讨厌的是天天吃西餐，这种所谓外国大菜，做得好，偶尔吃一餐两餐，也还觉得有味，那样天天吃一成不变的西餐，真是倒足胃口了，其他旅馆里有种种不舒服之处，笔难尽述。我自从脱离《时报》以后，来作北京之游，一则因久居上海，北京尚未到过，来此换换空气。二则上海朋友来北京的已多，他们都有职业，我不是可以闲**的人，遇有机会，也想谋一职，而又不愿意钻入官场中。林康侯、杨荫孙几位老朋友，都劝我不可小就，慢慢地来。但久居旅馆，也不是事。还有一个理由，我有一位女友，她要从南京到北京来。

部署既定，我乃雇用一男佣人，名张福，以其能烧饭、做菜、做北方面食，实为一普通厨子，那就既不受西餐的侵袭，也不必时常跑小馆子，打游击战了。

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有许多朋友知道了，时来见访。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那时在铁门访我的，有一位特客，乃是荀慧生（艺名白牡丹），他丰神俊美，姓了荀，不愧有荀令风仪。我本来不认识他，是一位南京朋友舒舍予（不是写小说的老舍），陪同来的。因此我在当时所谓四大名旦之中，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三人都认识，只有尚小云不认识。

我又想起一件事了，当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时，送了我一页他自己画的扇面，画的是花卉，落了他的款。这一回我到北京，带了这扇面去，因为一面是空白，也就请他再写一写。兰芳很坦直，看了便说：“这不是我画的。那一次到上海来，大家商量送些什么与你们诸位，因请人画了十几页扇面，好似记得严独鹤、周瘦鹃等诸位先生，也每人都有一页的。我不敢欺骗您，过几天，我给您亲笔画一页就是了。”我谢谢他，我深赞他的以坦白诚挚待人。这几天来，荀慧生来访我，我知道他在习字，就取出这个扇面，请他在背面写字，他不敢写，他说：“我的字恶劣，远不及兰芳写得好。”我说：“不管它，你拿去写就是了。”后来他写了一段《洛神赋》的小楷，虽然拘束得很，也还工整。我配以扇骨，携以出门（从前夏天出门必携扇），不知在何处，那扇子却失踪了。

记得我移居铁门的时候，正在初夏天气，在北京正多游观的地方，可是我许多地方都没有去（故宫是否已开放，不记得了），长城也没有去（那时去长城没有现在的便利），颐和园却去过三次。到那种地方去，第一要有游伴，第二要有兴趣。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家都有职业，谁有闲工夫，陪你去游玩呢？也有许多好游的人，不必要人陪，自己可以独往独来。但是我却是疏懒成性，与其一个人去寻幽探胜，不如在家里静坐看书了。

不过有一个地方，在那长日无聊的时候，我却是常常去的。这在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公园，后来又改名为中山公园了。

中央公园有好几个茶座，供人啜茗消遣之所。一处是叫作“春明馆”，一处是叫作“长美轩”，又有一处的名次较特别，唤作“柏斯馨”。这三处茶座，每处仅有一间屋子，而且比邻而居，但茶客却是大有分别的。我先说“春明馆”，它那里的茶客，都是年龄很大的，大概是所谓老北京，苍颜白发，沉默寡言，似乎都是饱经世故的人。再说“长美轩”，它那里的茶客，却以中年人为最多，有几位茶客每天必到的，有几个桌子上，设有棋盘棋子，“长日闲消一局棋”，他们也是欢迎的。我见许多新闻界的人，都在此作茶叙，上海申报馆北京通讯员秦墨哂，也常在此做棋客。

至于“柏斯馨”，那是更热闹了，凡是上海来的人，以及东南各地方新来的人，无论男女，如到中央公园来，一定到“柏斯馨”。为什么叫作柏斯馨呢？原来中央公园的柏树是出名的，都是数百年前之物，它那里正是古柏参天，浓荫蔽日，但这个茶座不称馆，不称轩，而称曰“柏斯馨”，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忽然想起来了，记得《诗经》上有“松柏斯馨”一句，他像作八股小题文的搭截题一般，因此地无松只有柏，便去掉了“松”，而成为“柏斯馨”。（国民党北伐以后，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柏斯馨个名字也改了，改了什么名字，我未去过，也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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