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4章 御前会议与慈禧的决断（1/2）

陶模将那份由增祺精心措辞的《广州城市规划折》呈递朝廷后，在暮气沉沉的清廷内部激起了“新政派”与“保守派”之间空前激烈的交锋。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论，早已超越了广州一城一池的布局，彻底演变为清末“自强运动”后期，统治集团顶层关于“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根本路线的公开角力。

这份规划折的核心，直指“以近代工业体系带动城市转型，以商界深度参与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并为未来国族发展预留战略空间”。这三大主张，精准地刺中了垂暮帝国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主权与财政，传统秩序与近代变革。朝堂之上，争论迅速壁垒分明。

（一）保守派：“祖宗之法不可变，商民议政乱纲纪”

以庆亲王奕匡、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吏部尚书鹿传霖为首的保守派，视此折为洪水猛兽，其攻击理由核心有三：

破坏“王城形胜”，动摇国本之基：奕匡引经据典，厉声疾呼：“广州河南（后世海珠区）乃省城‘下砂收水’之关键，地气所钟，关乎岭南文脉武运！今若于此大兴土木，设厂开埠，无异于掘断龙脉，泄漏王气，其祸甚于洪水猛兽！” 徐桐更是痛心疾首，以卫道者自居：“轻工业之地，污秽汇聚，烟囱林立，竟与对岸广府学宫、贡院等文教圣地隔江相望，成何体统？有辱斯文！长此以往，圣人之学何以存续？”

耗费有限国帑，无异饮鸩止渴：瞿鸿禨则抓住财政痛点，连连质问：“河南、山西大旱，饿殍遍野；陕甘回乱，余烬未熄。朝廷府库空虚，寅吃卯粮，岂能再挪腾百万两巨资，去修那镜花水月的码头、电厂？此乃舍赈灾平乱之本，逐奇技淫巧之末，实为误国之策！”

商民议政干政，此风断不可长：最为尖锐的攻击来自御史胡孚宸，他的奏章直指皇权禁忌：“广东商人竟敢联名上书，妄议地方规划乃至国家方略，此乃以下凌上，干预公器！若开此先例，许其筹资建园，参与管理，假以时日，必养成盘踞地方之‘商阀’，尾大不掉，届时朝廷威仪何在？”

（二）新政派：“变法图存，需借商力开新局”

与之相对，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刘坤一及军机大臣荣禄为代表的新政派，则力挺此方案，其论点同样旗帜鲜明：

实业乃救国基石，税收为统治命脉：袁世凯一针见血，奏称：“广东一口通商，外贸额占全国三成以上！于河南集中发展食品、纺织等轻工业，不仅能快速替代洋货，更能凭借出口，年增关税厘金何止百万两？此乃活水之源，远比空谈守旧更能巩固统治。且工厂能吸纳流民，使之有业可就，亦可从根本上消弭教案、匪患之乱源。” 张之洞亦从武汉发电支持，强调：“于沙面设实业学堂，培养格致、工学之才，较之空疏学子，于国家更为急迫务实。”

战略预留空间，避免重蹈覆辙：深谙外交与军事的荣禄，其视角更为宏观长远，他在军机处会议上强调：“规划中为黄埔港严格预留重工业区，乃是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国策布局。若待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再如索取胶州、旅大般强索黄埔为租界、军港，我等还有争执之余地吗？当年长江沿岸各省因无统一规划，优良岸线、码头尽被洋商占据，前车之鉴，痛彻心扉！”

借力商界资本，破解财政困局：刘坤一则从可行性入手，提出关键论证：“粤商财力，富甲天下，十三行后人、南洋侨商，其资本雄厚，远超常人想象。由其筹资主导园区建设，朝廷只需给予政策，或拨付少量‘象征性’启动款，即可坐享其成，不耗国库而兴大利，更避免了官府直接经办易生的腐败与‘与民争利’之恶名。”

御前对决：颐和园的三日激辩

争论延宕至1901年11月，慈禧太后终于在颐和园召集群臣，举行专题御前会议，命增祺（奉召入京）、奕匡、袁世凯、荣禄等核心人物当面陈词。这场御前辩论，俨然成为新政初期“传统与变革”路线斗争的浓缩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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