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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 人道之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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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霜帝国,霜城国际机场的海关官员翻着她的护照,眼皮都没抬一下。

“德伦特兰?”那人用口音浓重的汉语问,“去寒霜干什么?”

“记者。”薇拉拉·施密特把记者证推到玻璃隔板下,“德伦特兰国家电视台,外派。”

海关官员终于抬了一下眼皮,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啪”地一声盖了章。护照被从窗口塞回来,连带着一句含糊不清的“下一个”。

薇拉拉把护照塞进包里,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霜城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是十年前建的——她来之前在资料上读过,寒霜帝国当年花了大价钱请克桑提尼亚的设计师操刀,号称“北方最现代化的航空枢纽”。

十年后,这座“最现代化的航空枢纽”看起来像一块正在发霉的蛋糕。外墙的玻璃幕墙上有三道明显的裂缝,用灰色的结构胶潦草地填补着;出发层的电子显示屏有一半是黑的,剩下的那些闪烁着一行行只有本地人才看得懂的乱码;行李传送带每隔几分钟就卡顿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金属摩擦声,像一头正在苟延残喘的老牛。

薇拉拉站在出租车候车区,等了一刻钟,才等来一辆车身锈迹斑斑的拉达。司机把她的行李箱塞进后备箱时,箱盖弹了两次才勉强扣上。

“去市区。”她用刚学会的寒霜语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踩下了油门。

车窗外的风景像一部被按下慢放键的纪录片。公路两侧的建筑物在暮色中灰蒙蒙的,像一排排褪了色的积木。广告牌上的油漆剥落了大半,只剩下一些模模糊糊的轮廓,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画的是什么。一座废弃的工厂从车窗外掠过,厂房的窗户全部碎裂,墙面上爬满了锈迹,只有烟囱顶上那盏红色的警示灯还在闪烁——像是这座死去的建筑最后的心跳。

“这条路多久没修了?”薇拉拉问。

司机又看了她一眼,这次时间更长了一点。“三年前修过。”他说,“补了几个坑。”

几个坑。

薇拉拉没有再问。她是战地记者出身,去过比寒霜更破的地方。那些被战争碾碎的国家,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人们骑着驴子走在泥泞里,头顶上是无人机的嗡嗡声。和那些地方比起来,寒霜至少还有柏油路,至少还有路灯,至少机场的行李传送带还会转——虽然转得不太利索。

她把笔记本从包里抽出来,在第一页写下:

“寒霜帝国,霜城。基础设施老化,但仍在运转。城市有一种‘勉强活着’的感觉——不是死了,是活着但没力气。”

她合上笔记本,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

不是什么都没见过。只是心里那个对“寒霜”的预期,又往下调了一格。

薇拉拉在霜城待了两个月。

两个月里,她跑了三座城市、两个工业园区、一个正在裁员的造船厂。她采访了失业的工人、欠薪的教师、排队领救济粮的退休老兵。每个人都在说同一件事:国家没钱了。

“战争赔款占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一个经济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眼镜片后的目光疲惫而无奈,“剩下的钱,要发工资、要养军队、要还旧债。基础设施维护?那是排在清单最后面的东西。”

“那为什么霜城的机场还能运转?”薇拉拉问。

学者苦笑了一下:“因为那是脸面。外国人来寒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机场。政府宁可少发两个月工资,也要把机场的门面撑住。”

他顿了顿:“但也就是撑住而已。您也看到了,能修的不修,能换的不换,能拖的拖。不是不想修,是修不起。”

薇拉拉把这段话记了下来。她在笔记本上写道:

“寒霜帝国的‘脸面政策’——把有限的钱花在外国人看得见的地方。至于本国人看得见的地方,能省则省。”

两个月后,她被派去寒霜中部的农业区。

出发前,鹿港分社的主编把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推到桌上,用红笔在霜城以东两百公里处画了一个圈。

“谢苗诺夫卡。”主编说,“两个村子,为了抢水打起来了。死了七个人,伤了三十多。你去看看。”

薇拉拉看着地图上那个圈。那地方离霜城不远,按说应该不至于太差。毕竟是首都周边,是寒霜帝国的“脸面”辐射区。

“交通怎么安排?”

“先坐火车,再转汽车。”主编把一张火车票推过来,“火车是晚上的,明早到。汽车我让人帮你联系,到了霜城有人接你。”

“条件怎么样?”

主编沉默了几秒。“带点干粮。”

火车是10年前造的,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柴油味混合的气息。薇拉拉找到自己的铺位,发现床单上有两处明显的补丁,枕头套洗得发白,薄得像一层纱。车厢的暖气片只有微弱的温度,她裹着大衣躺下,听着车轮碾压铁轨的哐当声,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清晨,火车抵达霜城。

薇拉拉走出车站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车站广场上那座巨大的士兵雕像。铜像的表面已经氧化成暗绿色,基座上的大理石有一道明显的裂缝,用水泥粗糙地填补着。广场的地砖碎裂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碎石和黄土。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上了一辆来接她的吉普车。

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一路没有说话,只是专注地看着前方那条坑坑洼洼的公路。

车开了将近四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一片荒凉的、灰黄色的旷野。路边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掠过,每一个都像被时间遗忘了一样——低矮的土坯房,歪斜的木栅栏,偶尔有一两个老人蹲在门口,目光空洞地望着公路上的车。

“还有多远?”薇拉拉问。

司机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

五十公里。

又开了一个小时,吉普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路边站着几个穿着棉袄的男人,脸上的表情既警惕又期待,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是在防什么人。

“就是这里。”司机终于开口了。

薇拉拉下了车。一个年纪稍长的男人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是谢苗诺夫卡村的村长,叫彼得罗夫。他带着薇拉拉沿着一条土路往村里走,一边走一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通用语说着什么。

薇拉拉一开始没听清他在说什么。她的注意力被路边的田吸引住了。

那些田里长着庄稼——如果那些稀稀拉拉的、像癞痢头一样的绿色勉强能叫庄稼的话。麦苗的高度不到正常的一半,间距大得离谱,中间裸露着大片干裂的黄土。

“这是……”她指着田里,不知道该用什么词。

“没有化肥。”彼得罗夫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国家财政崩溃了,化肥厂停产两年了。买进口的?买不起。一斤进口化肥的钱,够买三斤粮食。”

他弯下腰,从地里拔起一株麦苗,递到薇拉拉面前。那株麦苗又矮又黄,根系细得像头发丝,和她印象中那些绿油油的、茁壮健康的麦苗完全是两个物种。

“这就是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彼得罗夫说,“没有化肥,没有好种子,什么都没有。以前一公顷能收四吨,现在能收一吨就烧高香了。”

薇拉拉接过那株麦苗,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着。“良种呢?以前寒霜不是有自己的育种站吗?”

“育种站?早关了。”彼得罗夫把麦苗扔回田里,拍了拍手上的土,“战前寒霜有十七个育种站,现在还剩两个。一个在霜城,专门给政府高官的农场供种;另一个在南边,给军队供粮。我们这种小村子,连种子都买不到,只能用自己的陈粮凑合。”

“那你们吃什么?”

“吃我们自己种的。”彼得罗夫说,“一吨收成,军头拉走四百公斤,说是‘国防税’。剩下的,我们自己分。一个人一年到头,能分到的大概够吃半年。剩下的半年,吃土豆、吃野菜、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就饿着。”

薇拉拉没有说话。她跟在他身后,走进了谢苗诺夫卡村。

村子比她想象的更破。土坯房的墙壁上裂着手指宽的缝,用泥巴和稻草潦草地填补着;屋顶的瓦片缺了大半,换成了生锈的铁皮和塑料布;村口那口井的辘轳歪歪斜斜地立着,绳子已经磨得只剩几股纤维,随时可能断掉。

孩子们从土坯房里探出头来,又迅速缩回去。薇拉拉只来得及看到一双双黑亮的、瘦削的脸。

“我们这的娃娃,都这样。”彼得罗夫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吃不上饭,哪来的营养?城里那些当官的,天天喊着‘提高人口素质’,可娃娃们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素质?”

他带着薇拉拉走进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土坯房,说是村政府。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一点光。长桌边坐着几个老人,看到薇拉拉进来,都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拘谨而小心。

“坐,坐。”彼得罗夫招呼他们坐下,自己也在长桌边坐了下来,“记者女士,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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