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郭汜（2/2）

兴平二年六月，屯驻弘农的张济眼见长安局势日益恶化，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威胁，遂率军进入长安，出面调停李郭之争。此时的李傕和郭汜，经过数月的激战，兵力疲惫，粮草匮乏，也意识到继续打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于是接受了张济的调停。

双方达成协议，以互换女儿为人质的方式巩固和解成果——郭汜将女儿送往李傕营中，李傕也将女儿送往郭汜营中，郭汜还曾考虑以从弟与李傕进一步交换人质，以表诚意。这场持续数月的内讧，虽暂时告一段落，但李郭之间的信任已彻底破裂，为日后的再次反目埋下了伏笔。

三、东归劫乱与天子流离：郭汜的末路狂奔

李郭和解之后，张济提议将汉献帝护送回洛阳，这一建议得到了汉献帝及朝中大臣的支持，也符合李傕、郭汜的利益诉求。此时的长安历经战乱，早已残破不堪，且粮草断绝，难以维持朝廷运转，而洛阳作为东汉旧都，虽遭焚毁，但仍具有象征意义。

兴平二年七月，汉献帝正式下令东归，任命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共同护送乘舆；张济则仍为骠骑将军，率军返回陕县屯驻。

然而，郭汜内心始终不愿放弃对汉献帝的控制。他深知，天子是乱世中最具价值的“筹码”，一旦失去对天子的掌控，自己的政治地位将一落千丈。

因此，在东归途中，郭汜暗中谋划，欲挟持汉献帝前往郿县，据守该地以自保。但这一计划被杨定、杨奉、董承等人察觉，郭汜见阴谋败露，只好暂时放弃这一打算，但心中已暗藏杀机。

兴平二年八月，汉献帝车驾行至新丰，郭汜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叛乱。他与李傕暗中联络，约定共同劫回汉献帝。同年十月戊戌日，郭汜派遣部将伍习夜烧汉献帝所居的学舍，试图趁机挟持乘舆。

杨定、杨奉闻讯，率军迎战伍习，将其击败，郭汜的第一次劫驾尝试以失败告终。随后，汉献帝车驾行至华阴，露宿于道南。张济此时也撕毁和解协议，与李傕、郭汜合兵一处，共同追击汉献帝车驾，一场更为惨烈的劫乱就此爆发。

十一月庚午日，李傕、郭汜、张济联军在弘农郡的东涧追上了汉献帝的车队，双方展开激战。护驾的杨奉、董承所部寡不敌众，“王师败绩”。李傕、郭汜联军趁机大肆杀戮，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等大批官员被杀。

沮俊在战斗中被俘，李傕、郭汜等人逼迫其投降，沮俊怒目斥责：“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最终被杀害。

汉献帝车驾被迫退至曹阳，露宿于田中。杨奉、董承为挽救危局，紧急联络河东的白波军将领韩暹、胡才、李乐等人，以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组成联军共同护驾。

在曹阳一带，护驾联军与李傕、郭汜联军再次展开激战，终于将其击败，暂时稳住了局势。但李傕、郭汜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后再次率军追击，护驾联军大败，“杀掠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殁”。汉献帝车驾被迫向陕县撤退，连夜渡过黄河，于十二月庚辰日抵达安邑。

在这场东归劫乱中，郭汜作为主要策划者之一，其残暴行径达到了顶峰。他与李傕等人“纵兵大略，宫人什物，悉尽取之”，甚至“宫人有逃跑者，追而杀之，死者不计其数”。

东汉朝廷经此一劫，已是名存实亡，“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只能“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正如历史学家林剑鸣所言：“李傕、郭汜二人丝毫不比董卓善良，烧杀抢掠更加疯狂。”

汉献帝抵达安邑后，得到了河内太守张杨、河东太守王邑等人的接济，暂时安定下来。

而郭汜与李傕在追击天子失败后，率军退回弘农一带，继续割据一方。此时的二人，虽仍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已失去了对天子的控制，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更为致命的是，他们的残暴行径遭到了天下诸侯的共同唾弃，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在杨奉、韩暹、董承等人的护送下，终于抵达洛阳。但此时的洛阳，“宫室烧尽，街市上人烟稀少长满荒草”，朝廷根本无法在此立足。

同年八月，曹操采纳荀彧的建议，派遣大军前往洛阳，将汉献帝迎往许县，从此开启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格局。汉献帝的迁都，标志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彻底名存实亡，也意味着郭汜、李傕等人彻底失去了政治博弈的最大筹码。

失去天子这一“护身符”后，郭汜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所部的凉州军将士，在长期的战乱中早已疲惫不堪，且因缺乏粮草供应，军心涣散。更为严重的是，郭汜的残暴统治与反复无常的性格，使其众叛亲离。

董承曾评价郭汜：“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这句话既肯定了郭汜的军事才能，也暗示了其为人狡诈、难以共事的特点。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则直言：“郭阿多反复无常，与杨奉、贾诩正自霄壤。”这种反复无常的性格，让郭汜难以维持内部的团结，最终为其部下所反噬。

四、身死郿县与历史评说：乱雄的最终归宿

建安二年（197年），郭汜率部屯驻于郿县。此时的他，已不复往日的权势，只能龟缩在这一狭小区域，苟延残喘。而他的部将伍习，早已对其残暴统治与反复无常的行径心怀不满。

伍习本是郭汜的心腹，曾奉命焚烧学舍，逼迫汉献帝，是郭汜作恶的重要帮凶。但在郭汜势力衰落之际，伍习为寻求自保与发展，决定背叛郭汜。

关于伍习诛杀郭汜的具体过程，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后汉书·孝献帝纪》仅记载“九月，汉水溢。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孙策遣使奉贡。”

而《英雄记》与《魏书》则明确记载，建安二年，伍习在郿县发动兵变，率军袭杀郭汜，并将其首级献给曹操，以谋求封赏。郭汜死后，其残余部众群龙无首，大部分被李傕兼并，但此时的李傕也已是强弩之末。建安三年（198年）四月，曹操派遣谒者裴茂率领中郎将段煨讨伐李傕，将其擒杀，并夷其三族。至此，曾经掌控长安朝政的“李郭集团”彻底覆灭。

郭汜的一生，虽短暂却极具破坏性。他从一名边地盗马贼起家，凭借凉州军的强悍战斗力，在乱世中崛起，一度权倾朝野，但最终因自身的短视、残暴与反复无常，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历代史家对郭汜的评价，多以负面为主，其形象被定格为“乱臣贼子”与“残暴军阀”。

时人对郭汜的评价，已能反映其真实面貌。东汉官员沮儁斥责其“凶逆无状，逼迫天子”，将其视为“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乱臣贼子”；官员郭溥更是直接辱骂其为“庸人贱夫”，不屑与之为伍；即便是同为凉州军出身的李傕，也对其心存鄙夷，辱骂其为“盗马虏”。

不过，也有部分时人认可其军事才能，东汉官员刘艾便认为“坚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将其军事能力置于孙坚之上；皇甫郦也承认“张济、郭汜与杨定有谋略”，并非纯粹的一介武夫。这些评价虽有分歧，但都从侧面印证了郭汜是一个“有勇有谋却无德”的乱世枭雄。

后世史家对郭汜的评价，更加注重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点评《三国演义》时，将郭汜与吕布、贾诩等人对比，认为“吕布诛杀董卓，是奉天子号令；郭汜攻打李傕，没有天子的命令而自相残杀。一是假借公义以报私仇，一是只知私仇，不知公义。

所以吕布的行事与董卓不同，郭汜与李傕一样放肆作恶。”这一评价精准地指出了郭汜的核心问题——缺乏政治底线与长远规划，仅以个人利益为导向，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当代历史学家对郭汜的研究，更侧重于其作为凉州军代表的群体特征。林剑鸣先生认为，李傕、郭汜的残暴统治，是董卓之乱的延续与升级，其对长安及三辅地区的破坏，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彻底崩溃；

朱子彦先生则从军事集团内部矛盾的角度分析，认为凉州军将领“性多猜忌”的性格缺陷，是导致李郭内讧的根本原因，而郭汜作为核心人物，其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更是加剧了集团的分裂与瓦解。

从历史影响来看，郭汜参与的“李郭之乱”是东汉末年中枢崩解的关键事件。这场战乱不仅导致长安城中数十万百姓丧生，三辅地区“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更使得东汉朝廷的权威彻底丧失，天下诸侯纷纷割据自立，加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汉献帝经此一劫，彻底沦为诸侯手中的傀儡，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可以说，郭汜的一生，是汉末乱世的一个缩影——在秩序崩塌的时代，武力可以让人迅速崛起，但缺乏道德约束与长远规划的权力，最终只会走向毁灭。

郭汜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东汉末年，皇权旁落，纲纪废弛，“强者为王，弱者为寇”成为乱世的生存法则。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像郭汜这样出身低微、勇猛好斗的边地武人，有了崛起的土壤。但他们缺乏儒家思想的熏陶，没有忠君爱国的理念，只信奉武力与强权，最终只能成为破坏秩序的乱臣贼子，而非重建秩序的开国之君。

回望郭汜的一生，从盗马贼到权臣，再到身死族灭，其兴衰荣辱皆系于武力与权谋，却始终未能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与李傕等人的残暴统治，不仅摧毁了长安的繁华，更摧毁了百姓对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

当秩序被彻底破坏，乱世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而郭汜这样的乱雄，也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属于自己的末路悲歌。

千百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郭汜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唯有以道德为约束，以民意为根基，才能长久；若仅凭武力与权谋，肆意践踏秩序，鱼肉百姓，即便一时权倾天下，最终也难逃身死族灭的命运。这或许就是郭汜这一历史人物，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