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朝野震动（1/2）

刘七的鲜血似乎尚未在长安的政治土壤中完全冷却，但其引发的震动，却已如连绵春雨后的地动，以宣政殿为中心，向着帝国的四面八方持续扩散、传导，激起或明或暗、或顺应或抵触的层层波澜。这已非一时一案的喧嚣，而是触及权力结构、利益格局与治理理念的深层激荡。

朝堂之上，革新派的进击与保守派的隐忍博弈。 杜谦、陈廷敬等中枢重臣敏锐地捕捉到刘七案带来的“窗口期”。在皇帝明确支持、功臣集团暂时失声的有利氛围下，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被加速推出。

首当其冲的，是对《官员勋贵衣食住行用度定例》的修订与强化。陈廷敬会同礼部、都察院，在短短十日内便拿出了《定例增补细则》，将之前模糊地带（如“园林占地”是否包括私家山水、“雅集”规格界定、古玩字画等“雅贿”的认定标准）尽可能细化、量化，并大幅提升了违制处罚的力度和透明度。更重要的是，细则明确规定，所有官员勋贵及其成年子弟的直系家产（田庄、店铺、宅邸）需向户部进行“补充登记”，与授田记录、俸禄收入进行比对，作为审计和监察的重要依据。此举直指功臣勋贵通过家族成员、代理人隐匿财产、规避监管的积弊。

细则草案在政事堂讨论时，果然遭遇了无声的阻力。几位出身世家或与勋贵关系密切的官员，不再公开反对，而是以“是否过于繁琐，恐滋扰官绅”、“执行成本过高”、“或引发民间土地交易滞涩”等看似务实的理由，试图拖延或软化条款。杜谦则针锋相对，以刘七案中暴露出的田庄管理混乱、资产来源不清为例，强调“登记非为扰民，乃为澄清吏治、保障赋税公平之必须”，并承诺优化登记流程，保护合法私产。双方在细节上反复拉锯，最终草案在皇帝“尽快颁行”的明确示意下，略作修改后得以通过，明发天下。一时间，长安各坊的勋贵府邸内，账房、管家忙碌不堪，开始清点、登记那些以往讳莫如深的“家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与算计。

其次，是审计权力的进一步扩大与制度化。皇帝下旨，将原本临时性的“审计特派组”模式固定下来，于户部下正式设立“审计清吏司”，作为常设机构，专司对朝廷各部门、各地方官府、各项专款以及官员（包括勋贵）经济责任的稽查。审计司官员享有独立调查权、调阅权，其选拔、考核、升迁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以保障其专业性与抗干扰能力。首任审计司郎中，出人意料地任命了那位在刘七案审计中表现出色、出身寒微、与各方瓜葛较少的户部员外郎。这道任命，清晰无误地传达了皇帝打破出身资历限制、重用专业实干人才的信号，让不少中下层官员精神为振，也让一些倚仗门第或旧关系者感到不安。

地方层面，反应则更为复杂多元。 刘七案邸报与《定例增补细则》一同下发至各州县，引起的震动因地而异。在如华州这般新政推行较早、李延等官员控制力较强的地方，官绅震动之余，更多是谨慎观望与被动配合。李延召集属吏与乡绅代表，详细解读朝廷法令，严申纪律，同时加强对胥吏的监管，防止其借机敲诈或阳奉阴违。他察觉到，一些原本对清丈、劝学阳奉阴违的地方豪强，态度似乎有所软化，至少公开抵触少了，但私下的小动作和关系网的运作并未停止，只是更加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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