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商业运转(1/2)
天刚蒙蒙亮,武昌城还笼罩在薄雾中,熊胜兰已经坐在幕府行辕偏厅的案前。
桌上堆着三摞文书:
左边是昨日各地送来的军情急报,中间是户曹和工曹的日常账册与工坊清单。
右边则是她自己的笔记与待办事项。
她先拿起最左侧的军报。
湖广和江西的战事已经平息,短期内大规模的战事应该不会发生。
看到这里,她一直紧绷的肩颈微微松弛下来。
最让她松了一口气的,是粮草运转的压力终于可以缓解了。
过去三个月,连续支撑多线作战,数十万军民的口粮、战马的草料、前线将士的犒赏。
如同沉重的磨盘,日夜不停地转动。
全赖湖广本地的征发,以及以往的缴获以及从相对安定的区域艰难调运。
如今南线无战事,粮道便可从容安排。
消耗也能大幅减少,库府的压力顿时轻了大半。
她又想到贵州方面。
邓名去西南途中,多次传令安排治黔方略,强调“以商代输,以粮安民”。
她已按计划,协调一批可靠商人,组织马队车队。
将库中部分富余的粮食、盐铁、布匹运往黔东、黔北。
这些物资按公道价格出售。
既避免单纯赏赐滋生依赖,也让商人有利可图,愿意持续往来。
货物流通能让当地百姓最快感受到归附后的实际好处,有利人心安定。
近日消息显示,此法初见成效,贵州局势也安稳不少。
处理完这份关于黔地商队的回报文书,熊胜兰搁下笔,喝了口凉茶。
她看着自己批下的“照此办理,务使商路畅顺,市价平稳”几个字。
想起自己以前多次劝邓名更进一步,那个位置他并非够不到。
邓名并没有答应,但也没斥责,只是将更多实务交给她,把后方托付给她。
他没有听她劝进的话,却把她放在了这个能实践治理理念的位置上。
这幕府行辕里每日处理的文书,决定的钱粮、人事、商事、工政乃至新收之地的经营。
权责之重,早已超出一地将领或地方官署的范围。
这是一种异曲同工。
熊胜兰脸上露出一点难以察觉的笑意。
邓名虽然并没有称王,但这套在他默许下逐渐成形、有效运转的幕府体系。
已在行使类似的职能。
劝进之言他未听,但赋予她这般实权,让她施展抱负,又岂能说完全没听?
这满足了她内心深处那股想要亲手调理山河、奠定秩序的掌控欲与成就感。
比起一个空名号,眼前的实权与实效,更让她觉得踏实。
她收敛思绪,拿起了下一份文书。
随后开始继续思绪。
...
前方一直在打仗,但钱粮从何而来?
这是任何一方势力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邓名以前给的答案很直接:
那就是打胜仗,以及胜仗带来的缴获。
至今为止三年多来。
大小数百次战役的缴获,尤其是上个月击破北面岳乐的十万大军的缴获极丰。
光是登记在册的现银就有上百余万两,粮食、军械、马匹、布匹等物资堆积如山。
这些缴获很大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
但邓名很清楚,单靠打仗缴获绝非长久之计。
战事总有间歇,而养军、养民、建设,每日都是真金白银的消耗。
于是有了这些账册,以及账册背后那套正在武昌及控制区逐步推行的新办法。
...
熊胜兰翻开最上面一本,是武昌“兴汉银行”的开业首月简报。
这是邓名当初亲自定名并规划的第一家银行,不同于以往任何钱庄、票号。
它由幕府直接出资设立,但运作上相对独立,接受户曹监管而非直接管辖。
熊胜兰自己最初听邓名细说这套构想时,也觉得新鲜,同时也有顾虑。
她从小就学习了经商,是多年的掌柜,自然知道银钱事务的复杂。
邓名却对其中关键很清楚,多次与她深谈。
“银行之利,首在‘信用’与‘流通’。”
邓名曾用茶水在桌上比划。
“收储付息,看似支出,实则汇聚零散资金,形成本钱。”
“放贷收息,是其一利。更深层的利,在于让钱加速周转。”
“钱停则死,动则生。签发银票,便利商旅,本身就在创造价值。”
他讲得明白,许多想法让熊胜兰觉得说到了根本。
尤其是关于如何用存贷差、汇兑费。
以及靠信用促进流通来盈利并支撑实业的道理,她一听就懂。
邓名见她理解得快,便把更多关于银行运作、风险控制、信用扩张的具体细节都告诉了她。
其中有些概念很是新鲜,熊胜兰也得反复想。
而她给邓名的回应,不仅是听懂,还提出了许多基于当下情况的切实建议。
“军门说的准备金制度,确是关键。”
“但眼下人心未稳,比例或需提高,且应明文规定,公示于众,以固信任。”
“小额存款积少成多,想法很好。但需设计简便手续,严防柜员舞弊。”
“异地汇兑利大,但信差押运风险也高,能否与军中驿传部分结合,既保安全,又省成本?”
她的建议往往切实有用,连接了邓名的理念与明末的现实。
邓名常点头认可,甚至邓名曾内心暗道:
“这熊胜兰若生在后世,必是此道商业高手。”
正是这些深入的商讨和相互补充。
让邓名最终放心将银行的筹划与初期运作,交给她全权负责。
银行的章程她参与了起草,其中许多条款在当时看来颇为新奇:
公开存取利率、接受小额存款、提供有抵押的借贷。
甚至尝试发行可在幕府控制区内流通的“银票”。
起初,商人们大多观望。
将白花花的银子存进一个前所未见的“银行”,而非自己熟悉的钱庄或地窖,这需要勇气。
幕府虽然信誉尚可,但乱世之中,谁不怕血本无归?
为此,邓名在刚拿下武昌之后。
在幕府创立之初的时候,立刻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让幕府将一部分缴获的现银和贵重物资。
直接存入银行作为本金和担保,并公示数目。
第二,他带头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财物存入。
其四大义子,包括熊胜兰、周培公等高级将领和官吏也陆续跟进。
这既是表态,也是一种实际的资金注入。
一个月过去,简报上的数字显示,民间存款正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
小额储户居多,大多是城内手工业者、小商贩,看中了那点“利息”。
也有几家胆大的商行,试探性地存入了不小数目。
他们看中的或许是将来更为便捷的异地汇兑,或是未来可能获得的贷款支持。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简报的后半部分提到,近日有几笔较大的存款在同一日内被集中提取。
虽然未造成挤兑,但引起了银行管事的注意。
经暗查,似乎与城内两家旧式钱庄有关。
那两家钱庄生意受到冲击,主人颇为不满。
熊胜兰用朱笔在旁批注:
“留意动向,查清背后有无串联。必要时,可约谈钱庄主事,陈明利害。”
“银行关乎大局,不容有失。”
...
批完,她将简报放到一旁,又拿起下一份:
工曹关于新建工坊的禀报。
武昌原本就有一定的工匠基础。
邓名控制此地后,并没有简单地将所有工匠收编为官营,而是采取了分层管理的办法。
直接关系到军队命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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