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围困天京（1862－1864）（2/2）

这两年，是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关系最紧密，也最焦虑的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后移驻金陵对岸的安庆-祁门一线），统筹全局，为弟弟抵挡了大部分的政治风雨。他反复上奏，为曾国荃辩护，强调“合围之势已成，贼粮将尽”，请求朝廷多予耐心。他将各处粮饷、军械，优先供给雨花台大营，哪怕自己这里捉襟见肘。

他们兄弟通信极为频繁。曾国藩的信中，既有战略指导（“专主围困，不主攻城”），更有心理疏导（“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有时也难免焦急催促（“望弟加意谨慎，步步为营，早竟此役”）。曾国荃的来信，则充满前线苦战的细节、对伤亡的心痛、对“友军”的怨气和对朝廷催逼的愤懑。曾国藩总是耐心回复，化解其戾气，坚定其信心。

有一次，曾国荃因疫病和压力，信中流露出灰心之意。曾国藩回信，罕见地动了感情：“弟今年精力，远不如前。然吾辈既已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始终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 这既是安慰，更是订立攻守同盟：这仗无论多苦，功劳是我们兄弟的，但绝不能自夸，一切交给朝廷和上天评判。

天京城内，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洪秀全拒绝“让城别走”的建议，困守孤城，粮食逐渐耗尽，军民以野草、树皮充饥，甚至“甜露”（一种代食品）也难以为继。城外，曾国荃的壕沟却越挖越近，他采用“穴地攻城”的老办法，挖掘数十条地道，从各个方向逼近城墙脚下。

同治三年（1864年）春夏，天京城已如熟透的果子，摇摇欲坠。曾国荃磨刀霍霍，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他知道，决定曾家命运、也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时刻，终于要来了。

而远在后方的曾国藩，在短暂的胜利期待之后，心头却笼罩着更深的阴云：城破之后，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历史剧本，是否会再次上演？他与弟弟，该如何平安走下这权力的巅峰？

客观评价

天京围城战是曾国藩军事战略的终极体现，也是晚清政治生态的集中展演。

1. “结硬寨”战术的终极实践：曾国荃在雨花台构筑的坚固防御体系，成功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太平军主力长达四十六天的猛攻，堪称军事工程学的奇迹。这不仅是湘军战术风格的胜利，更是曾国藩“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战略思想的完美执行。他们将一场进攻战，打成了自己更擅长的防御消耗战，用时间和工事拖垮了对手。

2. 家族利益与政治博弈的交织：曾国藩将攻克天京的头功留给曾国荃，是公私兼顾的典型。于公，曾国荃确实是最前线的指挥官，骁勇善战；于私，这是巩固曾氏家族政治地位、确保“红利”不外流的关键安排。然而，这也引发了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其他派系的微妙矛盾，曾国藩在后方竭力调和，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平衡术。围城过程，也是湘淮集团内部权力格局的调整过程。

3. 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缩影：朝廷对曾国荃久围不下的猜忌和催促，体现了深层次的信任危机。清廷既不得不依靠曾国藩兄弟平定心腹大患，又极度恐惧汉人武装力量坐大乃至失控。这种既依赖又防范的心态，贯穿于围城期间的每一道谕旨中。曾国藩的应对——以恭顺态度消解猜疑，以实际困难（攻城之难）回应催促，以不争辩只做事来赢得信任——是传统政治智慧在极端情况下的应用。

4. 战争伦理的灰色地带：长达两年的围困，必然导致天京城内发生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饥荒）。从军事效率角度看，这是削弱敌人战斗力的有效手段；从道德角度看，这是极其残酷的。曾国藩兄弟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以最小代价（己方伤亡）夺取最终胜利。这种“结果至上”的战争伦理，是评价其历史功过时无法回避的沉重一面。

围困天京的两年，不仅消耗了太平天国的最后元气，也极大地消耗了曾国藩兄弟的政治资本和心理能量。他们站在了成功的门槛上，但门后的世界，并非只有鲜花与凯歌，更有莫测的政治深渊等待着他们。

地道已抵城根，火药填装完毕，总攻的命令即将下达。天京城内，末日景象触目惊心；城外湘军，则如饿虎般蓄势待发。当那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炸开城墙，当“吉字营”的亡命之徒蜂拥而入，六朝古都、太平天国的“小天堂”，将迎来怎样一场血与火的浩劫？洪秀全的末日、李秀成的结局、无数财富的归宿，都将在这场最后的疯狂中揭晓。而曾国藩，在接到捷报的瞬间，心中翻涌的，究竟是狂喜，还是更深的忧惧？金陵梦碎，于敌人是终结，于他，或许是另一场更严峻考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