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围困天京（1862－1864）（1/2）

历史现场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荃率领两万余湘军最精锐的“吉字营”，如同离弦之箭，从安庆顺江东下，直扑太平天国心脏——天京（南京）。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巢县、含山、和州，兵锋锐不可当。同年五月四日，其前锋抵达天京城南的雨花台，距城墙仅数里之遥。

消息传回安庆两江总督行辕，曾国藩既感振奋，又觉心惊肉跳。振奋的是，弟弟兵贵神速，直捣黄龙；心惊的是，此举太过冒险！天京城高池深，太平军经营十余年，守备森严，洪秀全麾下仍有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数十万能战之军分布于苏南、浙江。曾国荃区区两万人马，孤军深入，一旦太平军主力回援，四面合围，“吉字营”顷刻间便有覆灭之危。

曾国藩立刻去信，严令曾国荃“稳扎稳打，先求自固，勿求速效”。他太了解这个九弟了，勇猛精进，敢打敢拼，但也容易贪功冒进。

曾国荃确实是个狠人。他抵达雨花台后，立刻展现出湘军看家本领：挖壕筑垒。他指挥士兵环绕自己的营盘，挖掘了内外两道深壕，内壕宽深各两丈有余，引水注入；外壕同样坚固，壕外再设木桩、篱笆、地雷。营垒之间以甬道相连，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防御体系。他打定主意，不急着攻城，先把自己变成一根拔不掉、砸不烂的钢钉，牢牢楔在天京城下，吸引太平军主力来攻，为其他方向的湘军和淮军（李鸿章部）创造机会。

这一围，就是漫长的两年。

第一重压力：太平军的疯狂反扑。

天京被围，洪秀全急如星火，一日三诏，严令忠王李秀成从苏南回援。同治元年闰八月（1862年10月），李秀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号称六十万），携带大量洋枪洋炮，云集天京城外，对雨花台湘军大营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这就是着名的“雨花台大战”。

太平军如潮水般涌向湘军工事，枪炮声震耳欲聋，昼夜不息。他们使用“开花炮弹”（爆破弹）轰击湘军营垒，杀伤力巨大。曾国荃亲临前线督战，被弹片击中脸颊，血流如注，他草草包扎，继续指挥。湘军凭借深壕坚垒，拼死抵抗。最危急时，太平军曾突破数道障碍，冲到内壕边缘。曾国荃组织敢死队，手持火球、喷筒，反向冲击，展开惨烈肉搏。营内伤兵满营，药材奇缺，曾国荃自己也染上时疫，高烧不退，仍坚持在担架上指挥。

这场恶战持续了四十六天。湘军伤亡惨重，但防线岿然不动。李秀成见湘军“营垒之坚固，军心之团结”超出预料，己方损失巨大，粮草不继，最终被迫撤军。经此一役，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凶悍坚韧闻名天下，太平军再也无力组织如此规模的对湘军围城部队的正面解围。

第二重压力：来自各方的“抢功”与掣肘。

曾国荃在雨花台苦熬，其他方向的战事也在推进。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都在与太平军激战，捷报频传。尤其是李鸿章，利用洋枪队和新兴的淮军，在苏南势如破竹，直逼天京东面。这本来是对曾国荃的策应，但在曾国荃和部分湘军将领看来，却有 “抢功” 之嫌。

最令曾国荃恼火的是李鸿章的“苏州杀降”事件后，遣使表示愿派淮军携重炮来助攻天京。曾国荃闻讯大怒，对部下吼道：“他人至矣，艰苦两年以与人耶？” 他认为这是李鸿章要来摘取他苦战两年的胜利果实，断然拒绝。曾国藩在后方得知，既理解弟弟的苦劳与心气，也深知此事敏感，他一边安抚曾国荃，一边致信李鸿章婉言谢绝，小心维系着湘淮两大系统表面的和谐。

朝廷也不省心。眼看天京久围不下，而李鸿章、左宗棠进展迅速，紫禁城里的年轻皇帝和垂帘的太后渐渐失去耐心。一道道谕旨催促曾国藩，或令他调李鸿章、左宗棠会攻，或质问他究竟何时能下金陵。朝廷的疑虑显而易见：你曾国藩兄弟手握重兵，围城两年不下，究竟是真打不动，还是养寇自重？

第三重压力：兄弟间的默契与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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