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新疆建省（2/2）

· 行政效率角度：“军府之制，类多掣肘。郡县则层级分明，号令统一，治理可期实效。”

· 财政角度：“屯田日广，赋税可征。数年后，或可渐减内地协饷，不至永远为内地之累。” （他甚至乐观地预测，经营得法，新疆未来可自给自足。）

· 历史经验角度：“汉唐盛世，皆于西域设都护、置州县，方能长治久安。前明弃之，遂成边患。”

然而，反对的声音一直强大。除了朝廷中枢的疑虑，甚至一些曾支持他用兵新疆的官员，也认为设省太过激进，维持现状（加强军府）即可。最大的阻力，始终是“钱”。

光绪十年（1884年），随着《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西北边境大局已定。左宗棠感到不能再等。他递交了那份最为系统、最终版的请设行省奏折，几乎是以去职相争的决心。他在奏折最后近乎恳切地写道：“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设行省、改郡县，此其时矣。事固有非常人所能及见，而当局者不敢不言者。臣老矣，无求于进，惟此心耿耿，为国家策万全耳。”

这份奏折，终于引起了朝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重视。她召见军机大臣，反复权衡。一方面，左宗棠的威望、他对新疆局势的深刻了解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他所描绘的蓝图若能实现，确实是一劳永逸解决西北边患的根本之策。尽管财政压力巨大，但与丧失疆土、战火再起的代价相比，似乎又可接受。

终于，在经过数次激烈廷议后，清廷于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公历11月）正式发布上谕：“新疆底定有年，绥（安抚）边辑（和睦）民，政贵有恒。着照左宗棠所奏，设立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 随后，详细规定了省治（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下辖各道、府、厅、州、县的设置。

消息传到兰州（此时左宗棠已因海防需要调离西北，但仍挂心此事），老人抚掌良久，对身边人说：“此事成，则西北门户真可固矣。我虽不在其位，亦可稍慰林、陶二公于地下。” 他立即致信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他最得力的部将），千叮万嘱，从如何选用廉洁干练的州县官，到如何继续兴修水利、鼓励屯垦，事无巨细，倾囊相授。

新疆建省，标志着这片自汉代以来时断时续、以羁縻或军管为主的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此完全纳入了与内地相同的省级行政体系，成为中华帝国不可分割的正式组成部分。这是左宗棠在收复疆土这一“武功”之后，所立下的更为深远、泽被后世的“文治”丰碑。

客观评价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经略西北的收官之作与最高政治成就，其意义之深远，甚至超过收复新疆的军事胜利。这一决策与实施过程，集中体现了他作为战略家超越时代的政治远见、坚韧不拔的推行意志和系统务实的治理能力。

首先，建省决策是对传统边疆治理模式的革命性突破。 清代前中期对新疆的“军府制”与“伯克制”并行，是一种成本较高、控制力较弱的间接统治。左宗棠力主改设行省，是将中原成熟的郡县制直接推行于边疆，实现了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国家主权行使方式的根本性深化，使中央政令可以直达基层，有效加强了国家对边疆的掌控，从根本上杜绝了大的割据叛乱可能，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北疆域的法律与行政基础。其眼光之长远，在当时众多仍视新疆为“藩部”的官员中，堪称卓绝。

其次，左宗棠为建省进行了长期、扎实的物质与制度铺垫。 他不是空谈改制的书生，而是在收复过程中就步步为营，通过屯田恢复经济、通过善后局建立行政雏形、通过兴教和公平政策争取民心，为行省设立创造了经济、社会和管理上的必要条件。这种“先做实，后正名”的务实作风，确保了建省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水到渠成。他反复计算的财政论证（尽管乐观），也显示了他力图使这一变革在朝廷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推进的政治智慧。

最后，新疆建省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终极实践。 他将早年研究的舆地之学、中年积累的军政经验、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深刻理解，全部熔铸于这一宏大改革中。建省方案涉及行政区划、官职设置、赋税制度、民族政策、边防体系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他从一名成功的军事统帅和区域管理者，彻底蜕变为一位具有全局视野和制度设计能力的国家政治家。尽管他本人未担任新疆巡抚，但整个建省蓝图和初期框架完全由他擘画，刘锦棠等人无非是优秀的执行者。

因此，新疆建省不仅是左宗棠个人事业的顶峰，也是晚清在国力衰微背景下，一次极其难得且成功的、具有建设性的边疆治理革命。它确保了新疆在随后中国遭遇更大危机时（如辛亥革命后外蒙分裂），依然能基本稳固地保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这份遗产，至今仍在发挥其深远影响。

西北的蓝图刚刚绘就，东南的海疆又响起警报。法国人的炮舰，悍然轰击了福建水师。朝廷急召已入值军机的老将左宗棠，以钦差大臣之名，再度南下，督办福建军务。拖着年迈病躯，面对优势的敌舰和残破的防线，这位“左骡子”将如何应对他人生最后一场战事？请看下一章：《督师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