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创办船政（1/2）

历史现场

同治五年（1866年）的春天，福州。

闽浙总督左宗棠站在闽江口罗星塔附近的高地上，海风猎猎，吹动着他已有些花白的胡须。他手里举着一支单筒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波澜起伏的海面。镜筒里，不时有悬挂着奇异旗帜的蒸汽轮船，拖着长长的黑烟，傲慢地驶过闽江口，进出繁忙的福州口岸。它们身躯庞大，铁骨嶙峋，航行起来不依风势，迅捷而稳定。与之相比，远处几艘中国水师的旧式木质帆船，显得那么渺小、陈旧，仿佛属于另一个遥远的时代。

沉重的“呜——”一声汽笛长鸣，将左宗棠从沉思中惊醒。他放下望远镜，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似乎都写满了忧愤与焦灼。

“利器为人所据，彼敢而我怯，海疆何由安宁？”他几乎是咬着牙，对身旁的随从，也是对自己说道。

这一幕，在他担任闽浙总督后，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平定浙江后，他将总督行辕移驻福州，全面接手福建军政。视野从内陆扩展到海洋，他看到了比太平军更深远、更致命的威胁：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屈辱，五口通商后洋货的倾销、传教士的活动、以及眼前这肆无忌惮游弋的炮舰，无不刺痛着他这个“心忧天下”的老臣神经。

他并非迂腐的排外者。在浙江作战时，他就见识过“常胜军”等洋枪队的火力，也深知西洋火炮的威力。他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认为必须更进一步——不能只买，更要自己造！ 买船买炮，终受制于人，且靡费巨大；唯有设厂自造，掌握其技，才能从根本上“夺彼所恃，壮我之威”。

这个念头，在他胸中酝酿已久，如今站在福建这片面向海洋的前沿，变得无比迫切和清晰。他要在这里，为中国造出第一艘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

然而，想法虽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不亚于打一场硬仗。

第一关，是朝野的疑虑与反对。 消息传出，朝堂之上顿时哗然。保守派官员们纷纷上奏，攻击左宗棠“轻举妄动”、“靡费国帑”、“以中国之匠造外国之器，势必不伦不类，徒劳无功”。他们沉溺于天朝上国的旧梦，视一切西洋技艺为“奇技淫巧”，认为仿造轮船是“失体统”之事。甚至一些原本支持洋务的同僚，也认为此事过于艰难，成功希望渺茫，劝他谨慎。

左宗棠的倔脾气上来了。他伏案疾书，向朝廷连上数道慷慨激昂、分析透辟的奏折。他从国防大局出发，痛陈海防之危：“西洋各国持其船坚炮利，纵横海上，挟制我口岸，窥伺我内地。若我仍以艇船、帆船与之角逐，必无胜理。”他阐述自造轮船的深远意义：“购船则权操于人，何如制造之权操诸在我？一旦有成，则海防、海运、漕政，均受其益。”他还详细规划了设厂、造船、育人、筹饷的初步方案，以证明自己并非空想。他的奏折，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具体路径，最终打动了朝廷中枢的实权人物（如恭亲王奕欣），获得了勉强试行、经费部分自筹的许可。

第二关，是技术与人才的极度匮乏。 中国当时没有任何近代造船工业的基础，甚至连一颗合格的造船铆钉都造不出来。左宗棠的办法是：借才异域，以夷制夷，但主权在我。 他经过多方考察和谨慎选择，聘请了两位法国人：海军军官日意格和退役军官德克碑，作为船政局的洋监督和洋匠首。左宗棠与他们签订了严格的合同，规定他们必须在一定年限内，帮助中国建成船厂、造出轮船，并教授中国工匠和学生掌握全套技术，合同期满，洋匠逐步撤回，工厂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这份合同，体现了左宗棠既要学习技术，又要防止被外人控制的深谋远虑。

第三关，是选址与建厂的艰辛。 左宗棠亲自踏勘福州周边，最终选中了闽江口马尾山下的一片滩涂地。这里水深港阔，便于大船停泊；背山面水，易于设防；距离福州城不远，便于物资人员往来。但这里原本是乱石荒地，江滩淤泥深厚。左宗棠调集兵勇民夫，填滩平洼，开山取石，铺设铁路（简易的木质轨道），兴建厂房、船坞、学堂、宿舍。工地上，号子震天，尘土飞扬，左宗棠经常头戴斗笠，亲临现场督工，解决难题。他事必躬亲的风格，再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关，也是贯穿始终的一关，是经费的绞尽脑汁。 朝廷拨款有限且时常拖欠。左宗棠不得不腾挪闽浙两省的厘金、税银，甚至动用部分军饷，并号召官员、士绅“捐输”。他精打细算，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为了节省开支，他要求船政局的建筑“但求坚固，不尚奢华”，许多建材就地取材。筹钱的艰难，让他时常寝食难安，但从未动摇过决心。

就在船政局的各项工程刚刚铺开，蓝图徐徐展开之际，一道来自西北的紧急谕旨，打断了左宗棠在福州的全部构想。

同治五年（1866年）秋，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命他即刻率军西征，平定那里的回民起义和捻军流寇。

调令来得突然。左宗棠手捧着谕旨，站在初具规模的船厂工地上，看着那些刚刚立起骨架的厂房，望着滚滚闽江，心中波涛汹涌，难以平静。西北，是他和林则徐魂牵梦绕的边疆；船政，是他为中国开辟的未来海防之路。两者都至关重要，都系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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