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第一节：洪熙新政（2/2）

杨士奇三人跪地磕头：“臣等万死不辞！”

朱高炽笑了，像个卸下重担的孩子。他最后望了一眼窗外，那里的月季开得正盛，是他春天亲手种下的。“真好……” 他轻轻说了一句，便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到江南，周老汉正在田里插秧，听到锣声（官府报丧的信号），愣了愣，然后对着北方跪下，磕了三个头。“这么好的皇帝，怎么就走了呢？” 他抹着眼泪，旁边的村民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苏州府的百姓自发罢市三日，有人在路边摆上清水白烛，有人把皇帝减免赋税的告示小心地裱起来，说：“这是咱们的救命符，得好好留着。”

在北京，送葬的队伍从紫禁城一直排到天寿山。有曾被平反的建文旧臣后人，捧着先人的牌位跪在路边；有被减免赋税的农民，从千里之外赶来，只为送皇帝最后一程；还有内阁的 “三杨”，扶着灵柩，哭得老泪纵横。

朱瞻基站在长陵的宝城上，看着父亲的棺椁入土，忽然明白了 “仁政” 的分量 —— 它不在宏大的诏书里，而在百姓的眼泪里，在田埂上的稻穗里，在每个被善待过的人心里。

洪熙元年的秋天，江南迎来了丰收。周老汉家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他特意留出一斗新米，送到南京的明孝陵，摆在朱元璋的陵前。“太祖爷，” 他对着墓碑说，“您的重孙子是个好皇帝，他让咱们吃饱饭了。”

北京的内阁里，杨士奇翻开朱高炽批阅过的奏折，上面的朱批有的有力，有的温和，却都透着 “为民” 二字。他对杨荣和杨溥说：“陛下虽然只在位十个月，却像太阳一样，把光和热都给了这天下。咱们得让这光，一直亮下去。”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 “三杨” 的白发上，也落在那份写着 “仁政” 的奏折上。他们知道，洪熙新政没有结束，它将在宣德朝继续生长，长成后世史书里那四个字 ——“仁宣之治”。而那个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胖子，早已把 “仁” 字，刻进了大明的骨血里。

第二节：票拟背后的温度

洪熙元年的六月，暑气蒸腾，内阁的值房里却凉爽得很。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围着一张宽大的书案，案上摊着几份奏折，旁边的青瓷笔洗里泡着狼毫笔，墨香混着窗外的蝉鸣，透着一股安稳的气息。

“山东巡抚奏报，兖州的水渠修好了，今年夏粮能增产三成。” 杨士奇拿起一份奏折，指尖划过 “百姓感恩，为陛下立生祠” 的字句，嘴角露出笑意。

杨荣正在核对军饷账目，闻言抬头：“这都是陛下当年力排众议，从鲁王那里‘借’粮赈灾的功劳。可惜啊，陛下没能亲眼看到。”

杨溥叹了口气，将一份关于漕运的奏折推到两人面前：“江南的漕粮船到了通州，比往年早了五天。漕运官说，是因为百姓自愿来拉纤的多了，都说‘不能让新皇帝像洪熙爷那样操心’。”

三人相视一笑，眼里都有些湿润。朱高炽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 “票拟” 制度，正在让内阁真正成为辅佐新君的 “臂膀”。朱瞻基登基后，几乎事事都要问过 “三杨”，有时甚至会把奏折直接送到内阁，说 “先生们看着批，朕放心”。

这天，一份来自交趾的奏折让三人犯了难。交趾布政使说，当地土司叛乱，请求朝廷派兵镇压。按永乐朝的做法，定会派大军征讨，但朱高炽留下的遗训是 “慎用兵戈”。

“派兵吧，怕伤了百姓；不派吧，又怕土司坐大。” 杨荣敲着算盘，“去年的军饷刚够北边，再征交趾，又得加税，洪熙爷好不容易给百姓减的负担，怕是要白费。”

杨溥翻开《永乐大典》里的 “交趾志”，指着其中一段：“宣德元年，交趾曾有土司归降，朝廷许其世袭，安稳了三年。不如再试试招抚？”

杨士奇沉吟片刻，提笔在奏折上写下票拟：“暂不派兵，遣能言善辩之臣前往招抚，许以减税、通商，若仍不从，再议征讨。” 他把纸条贴在奏折上，“这样既给了土司台阶，也给了百姓喘息的余地，符合洪熙爷的意思。”

朱瞻基看到票拟时，正在御花园教皇子朱祁镇认字。他接过奏折，看了一眼票拟，笑着对 “三杨” 说：“先生们考虑得周到。就按这个办，派给事中李琦去，他在交趾待过，懂当地的规矩。”

李琦果然没让人失望。他带着朱高炽当年赏赐给交趾土司的丝绸、瓷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洪熙爷在位时，减了你们的赋税，让你们用胡椒换茶叶，日子过得好不好？如今新皇帝登基，还想让你们过得更好，何必动刀兵？”

土司们被说动了，不仅罢兵，还派儿子入朝进贡。朱瞻基看着交趾送来的象牙、香料，对 “三杨” 说：“还是招抚管用，兵戈相见，最后苦的还是百姓。”

票拟制度不仅化解了危机，更藏着对民生的细致考量。有一次，顺天府尹奏报，北京城外的流民越来越多，怕生疫病。杨士奇在票拟里写道：“在城外设粥棚，建临时住所，再让工部派工匠修些简易房屋，给流民安身之所，有手艺的还能介绍活计。”

朱瞻基看后，又加了一句：“朕要亲自去看看。”

他穿着便服，跟着杨士奇来到流民安置点。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正给孩子喂粥，见了皇帝，吓得连忙跪下。朱瞻基扶起她，问：“家乡遭了灾？”

“是…… 是山东的，去年旱，今年涝，实在活不下去了。” 妇人哭着说，“没想到朝廷还给粥喝，给房子住，比家里还好。”

朱瞻基心里一酸，对顺天府尹说：“再添些被褥，孩子不能冻着。” 他转头对 “三杨” 说，“以后流民的事，要当成大事来办，别等出了乱子才想办法。”

这样的互动，成了宣德朝的常态。内阁的票拟越来越细致，小到 “给驿站的马加草料”，大到 “调整科举录取名额”，都透着对百姓的体恤；皇帝的批红越来越简洁，常常只写 “依议”“可”，却总能在关键处添上一句暖心的话，比如 “工匠修房时，要给足工钱”“粥里多放些米”。

有老臣感叹：“当年成祖爷的奏折，批的都是‘杀’‘伐’‘征’；如今的奏折，批的都是‘粥’‘房’‘税’，这才是百姓想要的朝廷啊。”

第三节：从龙袍到布衣

宣德三年的春天，朱瞻基换上一身青布长衫，带着几个侍卫，悄悄出了紫禁城。他想去看看，洪熙新政到底给百姓带来了多少变化。

出了崇文门，路边的茶馆里传来说书声。说书先生拍着醒木：“要说这洪熙爷，那真是菩萨心肠！刚登基就免了江南的税，停了宝船下西洋，还把方孝孺那些冤死的人都平了反……”

一个茶客插嘴：“宣德爷也不差啊！听说上个月，他把宫里的珍禽都放生了，说‘养这些玩意儿，不如多给百姓买些种子’。”

朱瞻基听着，心里暖暖的。他走进一家布店，掌柜的正给一个农妇扯布。“这是松江府的棉布，又软又结实，宣德爷减了税，这布价降了三成呢。” 掌柜的笑着说。

农妇高兴地说：“我要扯两丈，给当家的做件新褂子，再给娃做件小袄。去年还穿补丁呢，今年就能穿新的了。”

朱瞻基问掌柜：“生意比以前好？”

“好太多了！” 掌柜的眉飞色舞，“以前税重，布卖得贵，百姓买不起；现在税轻了，布便宜了，买的人多了，我这小店，一天能卖出去十几匹呢！”

走到城郊的农田，几个农夫正在插秧。朱瞻基上前搭话：“老哥，今年的收成能比去年好？”

农夫直起腰，擦了擦汗：“那是自然！洪熙爷减了税，宣德爷又派了农官教我们新法子，这稻子长得比往年壮实。你看那边，是官府修的水渠，再也不怕旱涝了。”

他指着远处的打谷场：“去年收的粮，除了交的税，还剩不少，我家婆娘都开始养蚕了，说要织些丝绸换钱，给娃攒学费呢。”

朱瞻基看着绿油油的稻田，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强盛。” 原来，这不是一句空话，是能从稻穗的饱满、布价的低廉、百姓的笑容里看出来的。

回宫的路上，他路过东厂的旧址。那里已经改成了粮仓，门口晒着粮食，几个老农正忙着翻晒。朱瞻基想起父亲关闭东厂时说的话：“治国靠的是民心，不是特务。” 如今看来，父亲是对的 —— 没有了东厂的阴影，百姓脸上的笑容都多了。

回到紫禁城，他把 “三杨” 叫来，说：“朕今天出去转了转，看到百姓的日子确实好了。但不能松懈，江南的赋税虽然减了，西北还有灾；交趾虽然安稳了，北方的蒙古还在蠢蠢欲动。咱们得接着干。”

杨士奇说：“陛下说得是。臣等正商量着，要编一本《农桑辑要》，把各地的好法子都记下来，发给百姓。”

杨荣补充道：“还要整顿吏治，有些地方官还在偷偷加税，得严查。”

杨溥拿出一份奏折：“臣已经查了，有三个县令因贪墨被革职，百姓都拍手称快。”

朱瞻基点点头，提笔在奏折上写下 “依议”，又加了一句：“以后每月都要报一次贪腐案件，朕要亲眼看着，谁还敢欺负百姓。”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朱瞻基年轻的脸上，也照在 “三杨” 的白发上。他们知道，仁宣之治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朱高炽用十个月的心血打下的根基，是朱瞻基用延续的仁政浇灌的枝叶，更是无数百姓用勤劳的双手培育的果实。

第四节：看不见的丰碑

宣德十年，朱瞻基病逝，在位十年。他和父亲朱高炽一起，创造了被后世称为 “仁宣之治” 的盛世。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总会想起那些具体的画面：江南稻田里饱满的稻穗，北京城外流民脸上的笑容，交趾土司归降时的贡物，内阁票拟上工整的字迹……

但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更能体现这个时代的温度。

在苏州的地方志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宣德五年，有个叫沈秀的商人，因生意失败欠了官府的钱，按律要坐牢。巡抚周忱看他家里有老母亲，便奏请朝廷，让他用劳役抵债 —— 每天去修水渠，抵债一天，官府给两升米。沈秀干了半年，不仅还清了债，还攒下了一石米，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这在永乐朝，是绝无可能的事。

在山东的家谱里，有个叫王二的农夫，当年因旱灾逃荒到北京，被官府安置在城郊，还学了木匠手艺。宣德七年，他带着攒下的钱回家，盖了新房，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儿子。他在给儿子取名时，特意用了 “宣”“德” 二字，说：“不能忘了皇帝的好。”

在交趾的寺庙里，留存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汉、越两种文字，记载着李琦招抚土司的经过，最后一句是：“自洪熙、宣德以来，交趾与大明，如兄弟手足，共享太平。”

而在紫禁城的内阁档案里，保存着一份特殊的票拟。那是宣德九年，杨士奇为一个老宫女写的 —— 老宫女在宫里待了四十年，没有亲人，想出宫养老。杨士奇的票拟是：“赐银五十两，良田一亩，让其安度晚年。” 朱瞻基的批红是：“再加十两，买些绸缎做件新衣裳。”

这些看不见的细节，比史书上的 “减免赋税”“慎用兵戈” 更能说明问题。它们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一个王朝最温暖的记忆。

很多年后，当明朝的疆域不再辽阔，当国库再次空虚，人们还是会想起仁宣之治。想起那个胖胖的洪熙爷，用十个月的时间，给紧绷的王朝松了松弦；想起那个年轻的宣德爷，用十年的时间，把仁政的种子播撒到每个角落；想起 “三杨” 的票拟，字里行间都是对百姓的牵挂。

或许，这就是仁宣之治真正的意义 —— 它没有留下宏伟的宫殿，没有留下万里的疆土，却留下了一种信念：治国，终究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种信念，像一盏灯，在后来的风雨里，始终亮着，提醒着每个统治者：民心，才是最坚实的丰碑。

而那些在仁宣之治里过上好日子的百姓，他们的子孙，或许早已忘了洪熙、宣德的年号，但他们会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赋税不重，徭役不繁，官府不凶，日子安稳得像江南的春水，缓缓流淌，带着温暖的余温。

宣德十年正月，北京城还笼罩在新年的余韵里，宫里的红梅开得正艳，却忽然被一片素白覆盖。朱瞻基在乾清宫病逝的消息传出，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九岁的太子朱祁镇被大臣们拥着，跪在父亲的灵前。他还不太懂 “驾崩” 意味着什么，只知道那个总陪他放风筝、教他写字的父亲，再也不会笑着叫他 “祁镇” 了。杨士奇跪在旁边，看着幼主单薄的肩膀微微颤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 这孩子，要扛起一个王朝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英国公张辅捧着遗诏，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先帝遗命，太子朱祁镇即位，尊张皇后为皇太后，国家大事，悉听太后与内阁裁决。”

张太后穿着素服，走到朱祁镇身边，轻轻按住他的肩膀：“孙儿别怕，有祖母在，有杨先生、杨尚书他们在，大明不会乱。” 她的声音很稳，眼神却扫过站在角落的几个宦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接下来的日子，朝堂出奇地平静。张太后果然如遗诏所说，将政务都交给内阁，自己只在关键时刻定夺。每天早朝，“三杨”（此时杨溥已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并称）捧着奏折，一条条念给小皇帝听，票拟好的意见清晰明了，朱祁镇只需说 “准” 或 “依议”。

退朝后，杨士奇会把小皇帝请到文华殿，教他读《论语》。“陛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的就是先帝和洪熙爷的治国之道。” 他指着书上的字，“百姓就像众星，皇帝就像北辰，只要行仁政，百姓自然会拥戴。”

朱祁镇似懂非懂地点头，忽然问：“杨先生，父亲和爷爷都行仁政，为什么还有人吃不饱饭？”

杨士奇想起宣德末年河南的旱灾，叹了口气：“天下太大了，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朝廷一直想着百姓，就会越来越好。” 他让人取来河南巡抚的奏折，“您看，今年河南的赈灾粮已经发下去了，内阁票拟的是‘再免一年赋税’，太后已经准了。”

这样的平静，让很多老臣想起了仁宣年间的安稳。江南的粮船按时抵达通州，北方的军饷从未拖欠，地方官的奏折里，“百姓安居乐业”“岁稔年丰” 的字眼越来越多。有御史在奏折里写道：“自洪熙至宣德，再至今日，二十余年无大的兵戈，无苛捐杂税，百姓家有存粮，巷有笑语，此乃三代以来未有之盛世。”

但平静之下，暗流已在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