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牛奶（2/2）
“下个月我们会再来。”
“如果你还想挨揍，可以不交。”
他转身走向门口。
汉特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几张钞票。
在门口，里特华斯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还趴在地上的海因里希斯坦，还有靠在墙上哭泣的埃尔莎。
“记住，”他说，“牛奶是给孩子们喝的。你不喝，但孩子们要喝。”
门关上了。
……
回程的车上，汉特一直沉默。
他手里还攥着那些钞票。
车窗外，柏林的街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重建的工地，新挂起的红旗，排队领配给的人们。
“觉得不舒服？”
里特华斯突然问，眼睛依然看着前方。
汉特犹豫了一下：“我……我以为我们会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抓间谍，破获阴谋，保卫革命领袖……而不是……”
“而不是收牛奶钱？”
里特华斯替他说完。
“是。”
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
路边正好是一所学校——柏林第17工农子弟小学。
正是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
校门口，几个工人装束的人正在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木箱，箱子上印着“早餐奶计划专用”。
里特华斯摇下车窗。
他们能看到，孩子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从老师手里接过一个小玻璃瓶——瓶子里是乳白色的牛奶。
每个孩子拿到后都会说“谢谢”，然后小心翼翼地喝着，生怕洒出来。
有的孩子喝得很快，一口就干了。
有的孩子小口小口地抿，像是在品味什么珍馐美味。
一个看起来营养不良的瘦小男孩，喝完自己的那份后，眼睛还盯着分发桶。
老师看到了，又从桶里给他倒了半瓶。
男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像得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礼物。
绿灯亮了。
车继续前行。
里特华斯摇上车窗，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从制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旧皮夹，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汉特。
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金色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对着镜头羞涩地笑着。
照片已经泛黄，边缘磨损，显然经常被拿出来看。
“我女儿，”里特华斯说，声音第一次有了些许变化，“娜莎贝尔，1917年冬天饿死的，伤寒，加上营养不良。”
汉特的手抖了一下。
“我那时在前线，”里特华斯继续说，眼睛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凡尔登。”
“收到妻子的信时，她已经下葬三天了。”
“信里说，她最后的愿望是喝一杯牛奶——真正的牛奶，不是那种掺了水的代用品。”
“但那时柏林连黑面包都配给，哪里去找牛奶？”
车里安静得能听到引擎的声音。
“1918年我退伍回家，去坟上看她，”里特华斯的声音很平静，但汉特能听出平静下的东西，“坟前什么都没有。”
“我妻子说，她省下半块面包想放在那里，但被其他饿疯了的人偷走了。”
他从汉特手里拿回照片，小心地放回皮夹：“我小女儿索菲，现在八岁，和她姐姐死时一样大。”
“每天早上，她能领到一瓶牛奶。”
“真正的牛奶，不是代用品。”
车在内卫部大楼前停下。
里特华斯没有立刻下车，而是转过身，看着汉特：
“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收保护费？欺负前资本家？”
汉特说不出话。
“我们在收债，”里特华斯一字一顿地说，“收这些人欠这个国家、欠这个民族、欠那些在战争中饿死的孩子们的债。”
“他们靠战争发财，靠工人的血汗积累财富，靠士兵的牺牲保全自己。”
“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想躲在别墅里，喝着走私咖啡，抱怨‘薪水不够用’？”
他打开车门，下车前最后说了一句：
“汉特，内卫部的工作不全是抓间谍、破阴谋。”
“有时候，它就是确保一个八岁的孩子早上能喝到一瓶牛奶。”
“简单，直接，没有英雄主义的光环。”
“但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最具体、最真实、最不容妥协的一部分。”
里特华斯走了，留下汉特一个人在车里。
年轻人看着手中的钞票，又看了看窗外远处的学校。
孩子们还在操场上玩耍，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在他们手中的玻璃瓶上，瓶里的牛奶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
他突然明白了。
这不是暴力，不是勒索，不是欺凌。
这是正义——粗糙的、直接的、不完美的正义。
一个胖男人挨了一顿打，换来几百个孩子一个月的牛奶。
这个算术很简单。
汉特下了车，走进内卫部大楼。
在交款处，他把钞票递给办事员，看着办事员在“早餐奶计划”的账本上记下：“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4月补交，金额：75马克。”
办事员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月第几个？”
“第三个。”
“进度有点慢，”办事员嘟囔，“名单上还有五十多个没交呢。”
汉特点点头，转身离开。
在走廊里，他遇到了里特华斯，后者正在和另一个同事说话。
“下午的任务，”里特华斯看到他，直接说，“名单上的下一个，准备一下。”
“是。”
汉特回答，声音比上午坚定得多。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汉特打开抽屉，拿出那份“早餐奶计划欠款名单”。
上面有名字、地址、欠款金额，还有简短的备注。
他翻到下一页，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
窗外，柏林四月的阳光依然明媚。
学校的方向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在那个装饰华丽的别墅里，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正趴在沙发上，妻子给他淤青的腹部涂抹药膏。
“我们要离开这里，”埃尔莎哭着说，“去瑞士，去美国，哪里都行……”
“怎么走？”
海因里希斯坦苦笑，“所有出境通道都被控制。”
“没有特别许可，我们连柏林都出不去。”
“那就申请许可！”
“以什么理由？‘我不想给孩子们的牛奶付钱’？”
夫妻俩沉默了。
只有药膏涂抹时发出的轻微声响，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学校的钟声，孩子们的喧哗，以及这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缓慢而坚定的心跳声。
一个新的德国，正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冲突中，在这些粗暴而直接的正义中，在这些牛奶瓶和挨打的富人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
不完美，不优雅，甚至有些“丑陋”。
但它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