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居委会的豆腐西施（上）（1/2）

1978年12月，凛冽的北风如一头狂暴的野兽，裹挟着北方特有的刺骨寒意，呼啸着掠过灭资街道革委会那栋红砖楼。窗棂上，一层晶莹的薄冰花悄然凝结，宛如一位神秘画师，用指尖蘸着彻骨的寒气，精心勾勒出的细碎纹路，透着丝丝冷冽与孤寂。

胡老栓专案组解散后，我拖着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行动不便的右腿，一瘸一拐、艰难地挪向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那把掉了漆的木椅，依旧静静地待在原地，椅面上，一道道因我常年端坐而磨出的浅痕，宛如岁月刻下的独特印记，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时光。

刚把搪瓷缸子轻轻搁在桌上，“哐当”一声，缸底与桌面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还未完全消散，马文书便风风火火地掀着棉门帘闯了进来。刹那间，一股寒气如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手中那份皱巴巴的文件，扑面而来。他眉头紧锁，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声音压得极低，却难掩其中的急切：“别歇着了，有大事——街道革委会年底就要撤了，要恢复街道办事处，

我接过文件，指尖轻轻划过那“国家干部回区政府安置，非干部自愿调街道工厂”的铅字。纸页粗糙的纹理，硌得指腹微微发疼，心里也随之涌起一阵慌乱。要知道，那时候的街道工厂，大多从事着糊纸盒、缝手套这类单调又辛苦的营生。整天都得坐着，埋头忙碌，我这右腿蜷着发力本就艰难，怕是连半天都撑不下来。还没等我把这份焦虑理顺，马文书又补了一句，语气里竟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羡慕：“你就不一样啦，区里批了，说你有文化，身体又不方便，让你去居委会当干部，还是补贴制的呢。”

新成立的居委会，挤在一间由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办公室里。墙皮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剥落着，仿佛是岁月无情撕下的伤疤；墙角堆着还没清理干净的麻袋，杂乱无章；风从窗缝里偷偷钻进来，吹得帆布哗啦啦作响，好似在诉说着这里的简陋与冷清。

居委会总共五个人：主任是街道的老治安委员，年过五十，嗓门大得如同炸雷，仿佛能穿透厚厚的墙壁，说话时总带着以前喊口号的那股子劲儿；城建卫生委员负责管理街巷保洁，每天揣着个小本子，像个小账房先生，仔细记着哪条街的清洁工扫得干不干净；民政委员手里紧紧攥着低保户和“三无”人员的名单，谁家缺粮少药了，他都得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社会治安委员专门负责管理还没平反的“地富反坏右”，晚上常常揣着红袖章，拿着个小喇叭，在巷子里扯着嗓子喊：“防火防盗，关好门窗！”而我，则担任文书一职，负责管账目和“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和居民们聊聊天，记录下大家的难处。

每月30块的工资，被我紧紧捏在手里。这钱，比工厂二级工少六块五，却比新学员多十一块五。主任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笑着打趣道：“你这是赶上好时候啦，不用干重活，还能拿稳定钱。”其他委员每月只能拿到十四块多，他们攥着钱时，总会忍不住念叨：“够生活费啦，八毛钱一斤的猪肉能买两斤，再称斤一毛四分的大米，给娃补补。”钱虽然不多，却也能勉强撑起这个家的日子。

居委会归街道办事处管，一个办事处管着五六个居委会。日常工作就是传达区里的文件，挨家挨户统计居民粮本，按照人头发放豆制品票、布票，再把街坊们的诉求往上递——张大妈家漏雨了，李大爷的低保没发下来，这些事儿都得我们记着，然后跑腿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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