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胡老栓的逮捕令（2/2）

审查进入第三个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越写越厚，纸页边缘被他翻得起了毛。叶革明对材料里前后矛盾的情节追得极紧，时而拍着桌子要他“老实交代”，时而又把《资本论》摊开在他面前，用红笔圈出“投机倒把”的理论依据。胡老栓的额角开始沁出细汗，回答时偶尔会卡壳，手指在桌下悄悄绞着衣角——那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

我却在其中一页材料里，发现半张1977年的先进工作者奖状，边角卷得厉害，背面用铅笔写着：“王主任扣着平反章，说我女儿的知青返城指标能换两箱茅台。”

那天潘明森教胡老栓写“jtice”，胡老栓眯着眼，用上海话打趣：“这词儿没‘平反’好懂。”

汪昌盛听后突然“啪”地合上速写本，煤炉上的红薯烤出焦糊的香，恍惚间，我想起谷建国知青点飘来的《草原之夜》——那是被明令禁止的“黄色歌曲”，却像早春的草，从冻土的裂缝里拼命钻出来，带着股挡不住的劲儿。

五月的某个雨夜，窗外的雨“噼里啪啦”打在窗棂上，像无数只手在拍玻璃。胡老栓突然用上海话背诵起《资本论》：“剩余价值率……就是……无偿劳动的占有……”

叶革明惊得手一抖，茶缸“哐当”打翻，热水在“坦白从宽”标语下的玻璃台板上烫出个水渍圆圈，黑色墨迹在水里晕开，像朵迅速凋谢的水墨花。

潘明森的英语单词卡里夹了张纸条，是他用铅笔写的：“今晚十点，收音机短波段。”我们偷偷调频时，沙沙的电流声里突然飘出《乡恋》的旋律，李谷一的声音软得像团棉花。

胡老栓闭着眼跟着哼，眼角的皱纹里蓄着泪光，像盛着两汪没敢落下的雨。

审查进入第六个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里开始出现数学公式，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

我在某页边缘发现用针尖刻的算式：“15%管理费x300斤糖=45斤亏损，但王主任要的是茅台。”

那天潘明森带来几份不知从何处借来的数理化试卷，胡老栓凑过来帮着演算，突然停下手，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女儿要是能考大学，我宁可坐十年牢。”

汪昌盛的速写本上，女知青的泪痣被他改成了雨滴，正落在刚写的“思想解放”四个字上，墨水晕开，像片化了的雪。

专案组宣布结案前夜，胡老栓从床板缝里摸出张字条，是用牙刷灰写的，字迹在昏黄的灯下闪着冷光：“旧货市场34号柜有1976年粮票，换你寄封信给农村的女儿。”我捏着字条，摸到背面有道深深的凹痕，像是用钥匙反复刻划的“等”字，一笔一划，刻得极深。

结案会上，叶革明念逮捕令时，钢笔突然没水了。他转身换笔的刹那，我看见逮捕证的日期被他的袖口牢牢遮住——正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天。胡老栓盯着那只手，嘴角弯起个诡异的弧度，说不清是在笑，还是在哭。

专案组解散那天飘着雪，细小的雪粒落在煤炉上，瞬间化成了水。潘明森把一摞材料扔进煤炉，火苗“腾”地窜起来，那张写着“jtice”的单词卡卷成灰蝴蝶，在烟里打着旋儿飞。我在床板缝里摸到那张先进工作者奖状，背面新写着行字：“1978.9，王主任被查，听说家里搜出三箱茅台。”汪昌盛的速写本最后一页，画着审讯室的煤炉，上面摆着个烤糊的红薯，旁边一行字被泪水洇得发蓝：“我们数着别人的罪名，却算不清自己的时代。”

胡老栓被转走那天，天放晴了，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我用他留的那颗铜纽扣开了瓶北冰洋，气泡“滋滋”地往上冒，像无数个没说出口的秘密。他总说：“集体账要比私人账精，可人心不能算太精。”

后来听说潘明森考上了大学，学了法律；汪昌盛回到了公安系统，小朱上了大学，后来留校当了教师。

而我在街道办公室整理档案时，发现胡老栓的案卷里，那页被墨水污染的记录上，有人用铅笔描出片模糊的湖——像极了他女儿插队的嘻子湖，湖面上飘着半张被雨水泡烂的粮票，字迹早已看不清。

天桥路旧货市场34号柜底，1976年的5斤粮票下压着封信。收件人是“xx县xx乡xx大队”，信封上两个指纹重叠着，一个是我的，一个是胡老栓的。雪落无声，可屋檐的冰棱正在融化，1978年的冬季将要过去，那些藏在褶皱里的期盼，终将在日渐回暖的风里，慢慢洇开。

柜门内侧，有人用粉笔画了个小人，举着块写着“平反”的牌子，脚下堆着空酒瓶——那是胡老栓没说完的话，也是我们当年没敢问出口，却在心里悄悄盼着的未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