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字条的传承（1/2）

2010年腊月廿八的上海，恒基中心顶楼办公室的暖气带着木质地板的暖意，漫过脚踝。落地窗把黄浦江的夜景框成一幅流动的画——对岸东方明珠的暖光映在江面，货轮拖着银亮的水痕缓缓驶过，像在黑丝绒上绣出的细线。陈启棠坐在梨花木办公桌后，手指反复摩挲着公文包的铜扣，那是个用了二十年的深棕色牛皮包，边角磨出浅褐的包浆，包身左侧还有道浅划痕，是1997年从香港搬去深圳时，被搬家公司的箱子蹭到的，至今没修。

陈文博推门进来时，手里的内地业务年度报表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微卷。报表上用荧光笔标着“恒基中心入住率92%”“广州商铺抛售盈利12%”，最后一行“内地业务负债率28%”旁，他特意画了个鲜红的对勾。“爸，今年超额完成目标了。”他把报表放在桌上，指尖敲了敲“负债率”那行，眼里带着年轻人的雀跃，“浦东那块商办地，中介说价格比上月降了8%，咱们要不要……”

话没说完，陈启棠抬了抬下巴，指了指公文包：“先把包里那东西拿出来。”他的声音像泡透的普洱，醇厚里带着岁月的沉劲，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陈文博愣了愣，伸手拉开公文包拉链。里面没什么贵重物——一本翻得页脚起毛的笔记本，夹着几张老照片（有他小时候和父亲在香港的合影，还有张泛黄的黑白照，是个陌生男人的笑脸），最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被胶水粘过，还留着浅白的胶痕。他把信封拿出来，指尖触到里面硬挺的纸页，突然想起半年前在广州，父亲也是从这个信封里，掏出过一张让他费解的字条。

“打开。”陈启棠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像在看一件比报表更重要的东西。

陈文博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张对折的方格纸，纸边发脆，边缘被手指磨得泛白，像是被反复展开又折起过无数次。展开来，一行潦草的钢笔字撞进眼里：“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个模糊的日期——1997年10月26日。字条旁边贴着张剪报，是当年香港《明报》的地产版，标题“信和系子公司破产，负债91%无力偿还”旁，用红笔圈着个名字：“张明”，剪报边角还贴了张便签，是陈启棠的字迹，力透纸背：“阿明，记此教训，不贪不赌，守家为上”。

“阿明就是照片里的人。”陈启棠突然开口，指了指公文包里的黑白照，“1989年我跟他一起在香港做建材生意，后来他跟风炒楼，把店铺抵押了，还借了高利贷。1997年金融危机一来，房价跌了六成，银行催贷，高利贷上门，他只能卖了唯一的房子，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台湾，他自己……”陈启棠顿了顿，手指轻轻按在字条上“家也没了”那四个字，指腹的老茧蹭过纸页，“走之前他来深圳找我，手里攥着这张字条，指甲缝里还沾着搬家时的灰，说‘启棠，我没脸见人了，这张纸你留着，以后让文博也看看，别像我一样’。”

陈文博的指尖落在字条上，纸页的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比办公室的暖气更刺骨。他突然想起上个月信托公司的经理来谈合作，说深圳有块地“三个月就能转手赚两千万”，只需要恒基承担70%的负债，他当时还拿着测算表跟父亲争论“风险可控”，现在看着这行“家也没了”，才明白那些“可控的风险”，在崩塌面前有多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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