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8章 晚年风范 忧国忘身（1/2）

第八章：晚年风范 忧国忘身

皇佑元年（1049）的洛阳，秋色正浓。五十一岁的吴育在河南府衙的后园缓步而行，手中的竹杖在青石板上发出规律的轻响。自从去年因足疾自请外放，他离开汴京那个政治漩涡已近一载。园中菊花开得正盛，但他目光所及，却是案头那份刚刚送到的《汴河水情邸报》。

此时的北宋正面临严重水患。连续三月的秋雨让汴河水位暴涨，八月丙午，汴京东南的陈留段决堤，滔滔洪水淹没京东路十二县。当各路官员还在争论治水方略时，吴育已凭着多年地方经验，写出《治河三策疏》。其中提出的 “分水势，固堤防”六字方针，后来被收录在《宋史·河渠志》中，成为宋代治水的重要文献。

这份奏疏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务实考量。吴育建议在汴京上游开辟三条分水渠，汛期分流，旱季蓄水。更难得的是，他详细计算了工程费用：“若募灾民施工，日给米三升，则十万民夫三月可成，所费不过九万贯。”这个数字让户部官员大为震惊——仅为其他方案的三分之一。

工程司采纳他的建议后，吴育虽行动不便，仍坚持每月听取汇报。某日得知分水渠要占用皇庄土地，他立即写信给三司使张方平： “昔汉武塞瓠子，犹自临决河。今取地数十顷，救民百万，利害昭然。”这封信后来被刻在汴河新堤的碑阴，成为“民本思想”的实物见证。

皇佑二年春，吴育的足疾加剧。他在给弟弟吴充的信中自嘲：“昔年殿上笏击奸邪，今竟困于足痹。”但即便卧病在床，他仍关注着朝局动态。当听说有人欲废罢范仲淹创建的“义仓法”时，他连夜起草《保义仓疏》，以河南府数据证明：仅洛阳一地的义仓，去冬就救济灾民五万人。

这番忧国忘身的情操，让继任河南府尹的蔡襄深受感动。他在《洛阳杂记》中记载：“每过吴公宅，必见案头置各地奏报，朱笔勾画如昔在政事堂时。”

这年夏天，吴育终于致仕归乡。他在浦城故居旁筑室三间，取名遗安堂。堂名取自《后汉书》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典，他在匾额跋文中写道：“不欲以财遗子孙，惟愿遗之以安。”这个细节被门生记入《吴公言行录》，成为宋代士大夫家训的典范。

退隐后的生活颇有规律。每日晨起，他必先阅览弟子们寄来的各地邸报，随后与弟弟吴充书信往还。这些兄弟间的通信，后来被整理成《二吴书简》，其中涉及对朝政的评议，往往一针见血。如评狄青拜枢密使事：“武将执政，本非国朝常制，然狄青忠勇，破格用之亦无不可。”展现出超越党争的见识。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与老友范仲淹的晚年交往。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谪守邓州，曾寄来《岳阳楼记》手稿。吴育在回信中特别称赞“先忧后乐”之句，却也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提出商榷：“既处江湖，当更忧民。”这种始终如一的民本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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