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8章 最后的劝进（1/2）

景元四年（263）冬，洛阳的寒风裹挟着政治博弈的硝烟，席卷了这座帝国的都城。司马昭在铲除政敌、镇压反抗后，终于走到了篡位的最后一步——进爵晋公，加九锡。这场“禅让”的闹剧需要一道关键程序：由名士上表劝进，以彰显“天命所归”。而司马昭选中了阮籍，这位竹林七贤中仅存的、在野声望最高的名士。他的笔墨，将成为权力递嬗的最后一重合法性装饰。

使者踏入阮籍宅邸时，他正醉卧在地，酒气弥漫如屏障，隔绝了外界的纷扰。多年来，阮籍以醉酒为盾，躲过了无数政治漩涡：司马昭曾欲与之联姻，他连醉六十日，使提亲者无从开口；面对官场征辟，他逃入东平相闲职，十日内拆毁衙门屏障，以荒诞行为讽刺礼法桎梏。然而这一次，醉酒再也无法成为庇护所。

司马昭的使者携着不容拒绝的指令：“无论如何，需得阮嗣宗亲笔劝进表。”阮籍被扶至书案前，笔墨纸砚如刑具般陈列。他的手微微颤抖——这一笔落下，不仅是对曹魏王朝的背叛，更是对自身毕生信念的践踏。他想起父亲阮瑀曾为曹操机要秘书，曹氏父子对阮家有多年的恩情；想起嵇康临刑前索琴弹奏《广陵散》，长叹“此曲于今绝矣”的悲怆；想起山涛、王戎等旧友早已投入司马氏麾下，竹林七贤的清风朗月，终究散作政治泥沼中的浮萍。

在使者的监视下，阮籍终于提笔。出乎意料的是，这篇被逼写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竟文思泉涌，辞采斐然：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吕尚，磻溪之渔者，一朝指麾，乃封营丘……

文中，阮籍以伊尹、周公、吕尚的典故，将司马昭比附于古之圣贤，极力铺陈其功绩：“西征灵州，北临沙漠”“东诛叛逆，全军独克”“威加南海，名慑三越”。更以“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的溢美之辞，将司马昭的权势包装成天命所归。然而，在华丽辞藻的背后，暗藏着阮籍的隐晦讽刺——他刻意强调“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暗示司马昭应在功成后效仿上古贤人退隐江湖，实则是以反讽揭露其篡位野心。

据《世说新语》记载，阮籍此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时人惊为“神笔”。这种“文不加点”的创作状态，既源于他常年积累的文学底蕴，更是对命运妥协后的一种绝望宣泄——既然无法反抗，便以最极致的才华，将这场政治闹剧推向高潮。

劝进表完成后，阮籍掷笔于地，喃喃道：“这下可以安心醉死了。”这句话成为他生命的谶语。景元四年冬，劝进表呈递后不到两个月，阮籍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四岁。

他的死因，史料未明言，但后世学者多认为与劝进事件直接相关。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指出：“阮籍内心受到了多少谴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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