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1章 方言的力量与历史的回响（2/2）

第三节“以前东洋仔\/跟住西洋佬\/狼嘅心\/魔嘅毒……”将历史视角延伸至更广阔的殖民叙事。“东洋仔”与“西洋佬”的对应（粤语中“仔”多指年轻男性，“佬”常带贬义），既保持了口语化表达，又精准体现了民众对东西方侵略者的认知差异。“狼嘅心\/魔嘅毒”采用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嘅”（相当于“的”），并通过动物与魔鬼的意象叠加，构建出侵略者非人化的道德审判。这种修辞方式令人联想到《汉书·匈奴传》中“狼子野心”的典故，但方言表达使其更具民间审判的力度。

末节“九月三\/要记仇\/心有恨\/噈大爱……”是全诗的诗眼。诗人大胆将“记仇”与“大爱”并置，形成伦理悖论。“噈”（粤语中意为“就是”）这个方言字的运用，以斩钉截铁的判断语气确立了恨与爱的辩证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实则深得中国传统战争伦理的精髓——《司马法·仁本》云“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礼记·曲礼上》亦有“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观。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和平主义叙事的超越：真正的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通过铭记苦难来实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全诗严格遵守粤语韵文“平仄相对、尾韵相协”的规则。如首节“三”（saa1）与“鬼”（gwai2）虽现代粤语中不完全押韵，但在粤语古诗韵中同属“灰堆”韵部；第二节“善”（s6）与“德”（dak1）形成仄仄相对；末节“仇”（sau4）与“爱”（oi3）的押韵则体现了粤语保留古入声的特点。这种音韵安排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节奏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地域身份与写作场域。该诗创作于“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这一空间本身就是抗战时期华南游击战争的历史见证。粤北山区作为当年南方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地域记忆与方言表达形成了双重互文。诗人选择用粤语而非普通话书写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对“标准语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语言学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这首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在场，恢复了被标准语叙事过滤掉的地域经验细节。

与主流抗战诗歌常采用的宏大叙事不同，《九三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回归：一是语言上向民间话语系统的回归，二是伦理上向辩证历史观的回归，三是诗学上向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它让我们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但更进一步的是，诗人通过方言写作证明了：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诗歌，必须回到具体地域的语言土壤中寻找表达支点。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诗歌常被误读为地域性自恋或语言保守主义。但《九三吟》的成功实践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为抵抗历史记忆同质化的重要资源。正如巴赫金所言：“标准语只有在与方言的对话中才能保持活力。”这首诗通过粤语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音韵节奏，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和哲学视角。它证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语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为《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的开篇之作，其意义远超出一首单纯的纪念诗。它标志着方言诗歌从民俗展示向历史书写的范式转型，证明了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在历史记忆日渐符号化、扁平化的当代，这种根植于方言土壤的诗学表达，或许正是我们重建历史意识、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