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重文轻武：宋朝国策的形成与影响（2/2）

午后，众人移步到崇文院的“武备库”，库中陈列着五代与宋初的军事装备：五代的“重装骑兵甲”（后唐李存勖的亲军铠甲，重达五十斤，仅武将可穿）、宋朝的“轻装步兵甲”（禁军通用铠甲，仅二十斤，便于机动却防护不足）；五代的“丈二长枪”（用于骑兵冲锋，威力巨大）、宋朝的“改良突火枪”（射程八十步，却因“文官监制”，枪管薄易炸膛）。

“这些装备，都是老夫父亲从战火中抢救的。”赵仲指着五代的重装骑兵甲，“后唐同光年间，李存勖的亲军，靠这身铠甲，能正面冲垮契丹骑兵；如今大宋的步兵甲，防护太弱，士兵在辽军铁骑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这就是‘重文轻武’的副作用：文官掌军械监制，为省钱、省工，刻意简化装备，却忘了‘甲不坚，则兵不勇’。”

赵承拿起宋朝的突火枪，检查枪管后皱眉：“范公，您看这枪管，薄得能透光，去年在西北，有三个士兵因枪管炸膛受伤！晚辈按曾祖父《武经总要》里的‘枪管厚度标准’，让工匠加厚枪管，监军却以‘费铜’为由制止——文官只算‘成本’，不算‘士兵性命’，这怎么行？”

范仲淹接过突火枪，脸色凝重：“此事老夫定严查！新政中拟设‘军械监’，由武将与文官共同监制装备，武将提‘实战需求’，文官算‘成本预算’，两者协商，绝不让‘省铜’害了士兵！”

傍晚时分，夕阳斜照，经史阁的长案上，《五代武人乱政考》与《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并排放置，仿佛跨越时空的对话。赵仲、范仲淹、富弼、赵承、杨宗保围坐案前，总结“重文轻武”国策的得失。

“大宋‘重文轻武’，得在‘防乱’，失在‘弱军’；五代‘重武轻文’，得在‘善战’，失在‘致乱’。”赵仲缓缓开口，手里摩挲着赵烈的《五代秘史》，“故治世之道，不在‘偏文’或‘偏武’，而在‘平衡’——文官掌‘政、财、监督’，不掣肘军事；武将掌‘军、战、装备’，不干预民政，如此方能‘文安邦、武安疆’。”

范仲淹点头：“赵先生所言，正是新政的核心。如今北伐在即，若仍以‘重文轻武’束缚武将，恐难取胜；若能按新政调整，还武将合理权力，再配上精锐士兵、充足粮草，收复燕云可期。”

赵承握着腰间的铁胎弓，目光坚定：“晚辈在河北已选拔五万精锐，个个能开一石弓、善用突火枪，只要新政能落实，晚辈定率他们北上，攻克幽州，告慰曾祖父（赵烈）、杨业公的在天之灵，也让‘重文轻武’的弊端，在北伐的胜利中得以修正。”

富弼站起身，对着众人躬身行礼：“此前老夫只知‘防乱’，忽略了‘强军’，今日受教了。老夫愿在朝堂上力推新政军事改革，为北伐扫清障碍——大宋既需‘文官治国’的稳定，也需‘武将守边’的底气，两者缺一不可。”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重文轻武”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庆历四年，论大宋‘重文轻武’国策，叹其‘成也五代，困也五代’——因惧五代武人乱政，故抑武；因抑武过甚，故弱军。然国策非不可改：取五代‘文武相济’之智（周世宗之治），弃五代‘武人专权’之祸，补宋初‘文官掣肘’之弊，方能‘文治’与‘武功’兼得。赵烈亲历五代，深知‘武不强则国不安，文不兴则国不宁’，此改革，亦为完成其‘治世需文武平衡’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武人乱政考》与《庆历新政·军事改革稿》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案上，照亮了“文武相济”四个字，也照亮了大宋国策调整的方向——北伐不仅是收复燕云的战争，更是修正“重文轻武”弊端的契机，是让大宋从“稳定”走向“强盛”的关键一步。

此时的汴梁，枢密院正连夜修订《武将临机权实施细则》，确保“放权”不“失控”；河北的练兵场，赵承选拔的五万精锐正在演练“八卦阵”，突火枪的轰鸣声震彻云霄；江南的漕运码头，范仲淹调度的粮草正装船北上，帆影连天——一场围绕“国策调整”与“北伐备战”的行动，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反思，更源于赵家、杨家、范家等无数人对“大宋文武平衡、国强民安”的执着，而这份执着，终将让“重文轻武”的困局被打破，让大宋在收复燕云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