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商税入正课，瑾稳财政基（1/2）
道历六年三月初一，紫禁城文华殿。
早朝刚散，户部尚书王邦瑞就被叫到了这里。
这老头儿今年六十五了，掌管户部八年，头发白了大半，可此刻手里捏着那份刚出炉的《商税则例》草案，手却在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靖国公，这、这真要行？”
苏惟瑾正坐在东边的太师椅上喝茶，闻言放下茶盏:“王尚书觉得不妥？”
“不是不妥，是……”
“是太好了！”
“太好了啊！”
他快步走到苏惟瑾面前，老眼放光:“您知道去年商税收了多少吗？”
“六百万两！”
“六百万啊！”
“可这钱收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话说得掏心掏肺。
大明税制，田赋是“正课”，商税是“杂课”。
杂课什么意思？
就是可收可不收，收多收少看地方官心情。
商人地位低，被盘剥了也不敢吭声，只好变着法偷税漏税。
朝廷实际收到的，十成里能有四成就烧高香了。
苏惟瑾这份《商税则例》，第一句就石破天惊:
“自道历七年始，商税升为正课，名‘营业税’，与田赋并为国库两柱。”
后头细则更详细:
坐商按店铺规模，征“门摊税”，分五等——一等年税百两，五等年税五两。
行商按货物价值，征“过路税”——各府设“税课司”，一税通行，严禁地方私设关卡。
海外贸易，征“海关税”——月港、泉州、广州三处海关，税率按货物种类定，最高不过十税一。
“税率都不高，”
苏惟瑾指着草案，“可规矩得立起来。”
“纳税是义务，偷税是犯法——抓住一次，罚十倍；抓住三次，抄没家产。”
王邦瑞连连点头，可随即又皱眉:“只是……朝中反对声怕是不小。”
“那些清流，最见不得商人得势。”
“若将商税升为正课，岂不是抬高了商贾地位？”
“所以才要给好处。”
苏惟瑾笑了，从袖中又抽出一份文书，“看这个。”
王邦瑞接过，只见标题是《优商三策》:
一、年纳税超千两者，授“义商”匾额，本人及嫡子可见官不跪。
二、年纳税超五千两者，可“捐监”——捐银五百两，嫡子一人入国子监为监生，有科举资格（每府限十名）。
三、各地商会可推举代表，参与地方“税政评议”，对税目、税率有建议权。
“这……”
王邦瑞看完，倒吸一口凉气，“靖国公，这条件……是不是太优厚了？”
“不优厚，谁愿意老实交税？”
苏惟瑾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文华殿外的春色，“王尚书，你要明白，咱们收税，不是要逼死商人，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交钱。”
“给他们地位，给他们前程，给他们说话的权力——他们才会把朝廷当自己人。”
他转身，目光如炬:“商人重利，可也重名。”
“一个‘义商’匾额挂门口，比少交一百两税还管用。”
“一个国子监名额，能让那些富商打破头争着交税。”
“至于税政评议……让他们参与，他们才会觉得这税交得值。”
王邦瑞愣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高！”
“实在是高！”
他算是服了。
这位靖国公，不光懂打仗、懂格物，连收税都玩出花来了！
软硬兼施，恩威并济——这手腕，朝中那些老狐狸都比不上！
“那咱们……何时上奏？”
王邦瑞摩拳擦掌。
“就今日。”
苏惟瑾看了眼天色，“午朝时，你我联名上奏。”
午时三刻，皇极殿。
小皇帝朱载重刚用完膳，正打着哈欠被太监扶上龙椅，就听见殿外传来争执声。
“荒谬！”
“商税岂能与田赋并列？”
“士农工商，商为末流！”
“末流之税，安能入正课？”
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
苏惟瑾抬眼看去，说话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默。
这老头儿今年六十八，嘉靖二年进士，出了名的“清正”——或者说，出了名的顽固。
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武将跋扈，二是商人得势。
此刻，李默正指着王邦瑞鼻子骂:“王尚书！”
“你掌管户部八年，就琢磨出这么个祸国殃民的方略？”
“商税升正课？”
“那岂不是告诉天下人:经商光荣？”
“种田可耻？”
“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
“田地荒芜，国本动摇，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几个御史当即出列附议:
“李总宪所言极是！”
“商税杂课，本就是抑商重农之策！”
“岂能颠倒？”
“商人重利轻义，若再抬高其地位，必生祸乱！”
“还请陛下驳回此议！”
王邦瑞被骂得脸色发白，刚要反驳，苏惟瑾却上前一步，挡在他身前。
“李总宪，”
苏惟瑾声音平静，“您说商为末流——那好，本公问您几个问题。”
李默冷哼一声:“靖国公有话请讲。”
“第一，”
苏惟瑾竖起一根手指，“您身上这件云锦直裰，是农人织的，还是商人运到京城的？”
李默一怔:“这……”
“第二，您家中吃的淮盐，是灶户煮的，还是商人贩到京城的？”
“第三，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是靠农人种地卖出去的，还是靠商人行销天下的？”
三个问题，问得李默哑口无言。
苏惟瑾却不放过，继续道:“农人种粮，工匠制器，可若无商人转运贩卖，粮会烂在仓里，器会堆在窑中——李总宪，您读圣贤书，可还记得《周礼》有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连周公都重商贸，您倒要把商人踩到泥里？”
这话引经据典，李默涨红了脸，憋了半天才道:“那……那也不能与田赋并列！”
“农为邦本，商为末业，此乃祖制！”
“祖制？”
苏惟瑾笑了，“李总宪，洪武爷定商税为杂课时，全国商税一年不过几十万两。”
“去年多少？”
“六百万两！”
“占国库岁入三成！”
“您告诉我，这三成的银子，还是‘末业’？”
他从王邦瑞手中拿过账册，当殿翻开:
“道历五年，田赋收入一千二百万两，商税六百万两，盐税二百八十万两，关税一百五十万两——商税已超盐、关二税之和，仅次于田赋！”
“这样的‘末业’，李总宪，您家里有吗？”
这话诛心了。
李默家里还真有买卖——他侄子就在南昌开了三家绸缎庄，一年少说赚几万两。
可这事能拿出来说吗？
“你、你……”
老头儿气得胡子发抖。
“李总宪别急。”
苏惟瑾合上账册，面向百官，“诸位同僚，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担心商人得势，担心农人弃田，担心礼崩乐坏——对不对？”
殿中一片沉默。
“可我要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苏惟瑾朗声道，“农为邦本，这话没错。”
“可邦本要固，靠什么？”
“靠钱！”
“修水利要钱，赈灾荒要钱，养军队要钱——钱从哪来？”
“田赋够吗？”
“不够！”
他走到大殿中央，声音铿锵:“西北要防蒙古，辽东要垦荒，东南要建水师，全国要办学堂——这些都要钱！”
“田赋就那些，加一分，百姓就苦一分。”
“可商税呢？”
“商人赚了钱，交一些给朝廷，天经地义！”
“他们交了税，朝廷给他们地位，给他们前程，让他们堂堂正正做生意——这叫各取所需，这叫互利共赢！”
顿了顿，他放缓语气:“再说，咱们给商人的好处，也是有门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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