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然而，他无法与残忍的外在超我（与本我处于敌对关系）及内化客体维持联盟关系，因为这对自我构成了太大的威胁，因而他不得不把仇恨不断地转嫁到外在客体上，比如他有时会非常残酷地对待比他更小更弱的儿童。这些外在客体同样象征着他虚弱又令人反感的自我。这种置换（dispts）也因此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在分析性访谈中表露出仇恨和愤怒。比如他会用一个木制的汤勺威胁我，企图把它塞到我的嘴巴里，并喊我侏儒、蠢蛋和病号。这个汤勺象征着被强制插进他嘴巴里的哥哥的阴茎。他既然已经认同了哥哥，他因而会把仇恨转嫁到自我身上。接着，他又把这种痛恨发泄到又小又弱的儿童身上，然后再到比他更弱的其他儿童；这一次，他偶然地在移情情境（transfereuation）中把仇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他有时会在幻想中颠倒自己和哥哥的位置关系，这样他就可以把哥哥巩特尔对他的迫害攻击，看成是他，弗朗茨对巩特尔干的事。因为在他的施虐幻想中，他哥哥也是父母的替代品；他被迫成了哥哥的帮凶，跟着哥哥对父母发起了联合攻击，因此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巩特尔潜意识中的罪疚感，也同样害怕被父母发现。因此他跟哥哥一样，他在潜意识中强烈希望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成为秘密。这种幻想既适用于弗朗茨，也适用于巩特尔。

对此类案例的诸多观察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超我的过度压力是诱发强迫性性活动的决定因素，正如他也是彻底性压抑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焦虑和罪疚感强化了力比多固着（libidal fixations），也加重了力比多欲望（libidal desires）。【这一点在第八章有详细论述。我与莱克（Reik）在这点上观点一致。莱克在论文《力比多与罪疚感》（1929）中指出，在有些案例中，激化的罪疚感会增强力比多欲望，从而放大了本能快感；此外，低劣的道德会增强焦虑，而这种焦虑实际上实现了本能快感。一旦到了潜伏期，过多的罪疚感和过强的焦虑似乎会阻碍儿童降低本能需求。需要补充的是，处于潜伏期时，即便是弱化的性活动也会引起过多的焦虑反应。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结构和维度都将决定潜伏期的斗争结果。触摸恐惧和强迫式**是一个互补组合的两个极端。这个组合会使这个最终结果呈现出几乎无限多的等级和变量。

就巩特尔和弗朗茨的案例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强迫性性行为似乎对强迫式重复（repetition-pulsion）有着重要意义。当个体的焦虑关系到指向身体内在的危险时，即使这个危险是虚构出来的，个体就会被迫把这种危险转嫁到一个外在的真实存在的客体上。（在这个案例中，弗朗茨害怕哥哥内化的阴茎会成为迫害者，害怕内化的坏父母。这些恐惧促使他认可了哥哥的攻击。）他会不停地强迫自己制造此类外在的危险情景，因为他对真实的危险情景的惧怕【在妮娜·塞尔（N.M.Searl）的论文《逃到现实》（1929）中，她曾指出逃到现实的机制。远没有他对内在身体的焦虑那么强烈；真实的危险情景也更好对付。

他们家不够大，不可能拥有独立卧室，因此，利用外在措施结束兄弟相互性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可以采取外在措施，据我看，这种措施在这种案例中也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双方的强迫症都很严重。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在一天中独处几分钟，他们就会在这几分钟内互相抚摸性器官；在潜意识中，这种抚摸跟诸多性行为的完整过程有着同样的意义，他们在想象中都具备施虐特征。直到两个男孩都接受了长期的分析后，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才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性行为的强迫特征有所减弱，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在分析期间，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去影响他们放弃这些行为，【我要指出的是，我在分析时有一条绝对原则，即我会杜绝自己以此类方式介入到患者中去。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由于两个男孩之间的性关系造成了惊人的严重后果，我发现坚持自己的一贯原则真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恰恰是这个案例充分证明了一点，即分析者有再多的教育性措施都会无济于事。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中止他们的行为（然而实际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会采取行动，我只专注于我的本质任务：消除该情境中潜藏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提供一个新的方向，方便大家研究儿童不良发展的整个过程。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分析，一心一意要找出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性行为的小事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性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罪疚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强烈，他们才渐渐中止了这些行为。虽说源自早期发展阶段的焦虑和罪疚感一旦强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他们就会诱发强迫症，即固着的强化，但罪疚感一旦减弱，它的表现方式则会完全不同，而且它还会促使儿童放弃相互之间的性关系。他们的性行为渐渐发生改变，直至完全停止；同时他们会相互改变彼此的态度，以前他们会心怀敌意，怒容相迎，如今他们也发展出了正常有爱的兄弟之情。

至于第二个案例，尽管细节上千差万别，我也完全有能力列举出大堆的例子，以此表明第一个案例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在这个案例中起到了作用。十二岁的伊尔莎和十三岁半的格特时常会放纵到发生类似**行为的地步。这些行为会突然发生，又常会间隔很长时间。伊尔莎在意识中并没有对这些行为感到任何的羞愧；相反，格特则要正常得多，他会对此感到愧疚不已。对两个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在儿童期的最初阶段就曾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这种性关系也仅仅在潜伏期的早期阶段有过短时间的休停。强烈的罪疚感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强迫式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他们时常会重复发生性行为。在潜伏期期间，【在其他案例中，此类**也同样会一直延续到潜伏期。据我自己的经验分析，在儿童最初发生的性行为中，只有一部分（**和舔阴通常会不再发生）会保留下去；甚至是这一小部分也会很少发生——通常仅仅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然而，在儿童们的潜意识中，他们还是会重复原来的关系及当初实施过的所有性行为。比如，伊尔莎曾尝试与哥哥发生**，这之后嘴角边就长了一个疹子。这个疹子表明她对**产生了罪疚感。当她很小的时候，**及其他性行为时常发生，然而自从童年期过后，这些行为就已经没再发生过了。这些发生于儿童期早期阶段的性行为不仅在次数上有所减少，而且在尺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拘谨。这两个儿童没再进行**和舔阴，有时仅仅局限于抚摸和观察。然而，在青春期前期，他们再次发生了类似**的身体接触。哥哥会主动挑起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具有强迫性特质。他以前也经常会在一时冲动下要求发生性行为，而在这之前或者性行为发生了之后，他都没有考虑过这事。甚至在性行为休停期，他常会忘记有过这事。他患有部分记忆缺失症，他会忘记很多与相关性行为有着联想关系的事件，尤其是跟儿童期早期阶段有关的事。至于妹妹，她在儿童期早期阶段常会主动参与，但后来她只是被动配合而已。

在分析两个儿童的过程中，随着强迫症的更深层原因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强迫特质慢慢得到消除，最后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完全停止。跟前一个案例一样，兄妹之间的关系原本非常糟糕，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两个及其他类似案例中，强迫症的消除会伴随着许多其他重要且相互交织的改变。儿童的罪疚感会在分析中逐渐减少；随之施虐特征的减弱，性器期的呈现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强烈。当儿童的**幻想发生改变，又或者是更小的儿童改变了游戏幻想时，这些改变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再次在青春期分析这些儿童时，我发现他们的**幻想还会有更多的改变。比如，格特意识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幻想了；但我在分析中发现，他开始对某个女孩产生了**幻想。他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的**，但看不到头部。在分析后期，他开始看见头部，它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原来就是他妹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强迫症已经得到解决，他和妹妹的性关系也已经完全停止。这表明，过度压抑有关妹妹的欲望和幻想，与他想跟妹妹发生性关系的强迫式冲动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他的这些幻想经历了更多的改变。他在幻想中看到了另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最后他对一个特殊的人产生了幻想，这个人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呈现出他对妹妹进行力比多分离的整个过程。只有在分析中消除了他的强迫式固着，【格特曾出现过一些不太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障碍，他因此找过我。这个分析持续了一年。三年后，我听说他表现还不错。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发生。这个固着是他在过度罪疚感的作用下维持下来的。

据我观察，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通常会在童年期的早期阶段普遍发生，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儿童产生了过多的罪疚感，而且这些罪疚感并没有成功消除，【我认为，即使是在潜伏期和青春期，这类性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频繁得多。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延续到潜伏期，乃至青春期。目前看来，潜伏期的罪疚感会导致儿童持续**，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与此同时，它还会使儿童断绝他们跟其他儿童（无论有没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之间的性活动，从而促使他们的**欲望（cestuo desires）和施虐欲望的外化过程变得无比真实。在青春期，儿童会持续脱离这种性关系，这也完全符合青春期的目标：脱离**关系。但在青春期后期，个体常会与新客体建立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他需要不断地脱离旧客体，并发展出针对**的各种倾向。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阻止类似关系的发生呢。在不损害其他方面的前提下，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似乎还不容乐观。比如，儿童必须因此处于严格监视范围，而这会极大地束缚他们的自由。就算监视儿童再严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阻止儿童性活动的发生呢，这同样有待商榷。此外，尽管儿童的早期性关系在有些案例中造成了极大伤害，但也有一些案例正面影响儿童的基本发展过程。也许儿童性活动满足了他们的原生欲望和了解性知识的需求；而且这些性活动还在减少他们过重的罪疚感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性关系相关的幻想源自于施虐式**幻想；后者还能催生出极其强烈的罪疚感。因此，如果对抗父母之类的禁想能有机会跟同伴一起分享的话，儿童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盟，从而极大地减轻焦虑负担。【在《共同的白日梦》（1929）一书中，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指出，如果**幻想或者白日梦得以分享，罪疚感就会有所减轻。但另一方面，此类性关系本身就会产生焦虑感和罪疚感。性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好坏与否，如它是否可以让儿童免于焦虑，或者反而增加了焦虑，这个结果似乎取决于他自身施虐症的程度，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其同伴的态度。从我了解的诸多案例看，如果积极正面的力比多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种性关系可以积极影响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爱的能力；【参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这两章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因素。然而一旦毁灭性冲动、甚至是一方的胁迫行为占了上风，这可能会严重损害儿童的整个人格发展过程。

就儿童性活动而言，心理分析知识虽然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发展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它也没有提供任何万无一失的预防措施。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精神分析导论》，1918年，《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6，第364页。一书中提到：“从教育的角度看，心理分析知识值得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能让分析师在儿童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进行干预，从而有计划地预防神经官能症。如果我们集中关注婴儿期性经历，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尽可能地预防精神类疾病，确保儿童的发展没有得到延误；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因源复杂多变，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的单一因素，我们也并不能影响全局。即便是从小就开始严加看护，这种看护也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无法影响根本因素。另外，严加看护这件事比教育学家想象的更要困难重重，而且它还会造成两个新的危险，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第一，这可能会做过头，它可能会鼓励过度性压抑，从而产生不良后果；第二，一旦进入真实生活，当儿童在青春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性需求时，他们会变得毫无防备能力。因此，儿童期采取多少预防措施才能起到有利效果、对即时情境的变通处置是否是预防神经官能症的好方法，这些仍存在很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