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玉轩杂缀（1/2）

当我写《留芳记》时，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后，我又自写一缘起，中有句云：“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世界，冉用若青云之始翔，蔼蔼如初日之未央，盖自民国以来，名高未有如君者也”云云。现在读了它，此种词章滥调，实在可笑。因为当时除小说可用白话外，其余的文字，都要用文言，以为若用白话，便觉得不雅驯。现在的风气改变了，用了语体文，即使评论一个人，不应作那种浮泛夸张之词了。我与梅兰芳，见面不多，就是在他青年时代一时期，我在北京，见得最多。以后，我不到北京去，他又难得到上海来。为了他的业务，拿了包银，到上海来唱戏，常被人家包围得密不通风。他照例要到各报馆以及黑社会头脑等处（因为上海开戏馆的，大都是黑社会头子）拜客一次，我从来不去访他。

有一次，梅兰芳到上海来唱戏，我也忘了是哪一戏院所包的。那时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要请他吃饭，为了他们和兰芳尚未驯熟，也借用了我的名义。这个时候正是上海绑票盛行的时候，据说那个戏馆老板，雇用了四个保镳，以保护梅兰芳。这四个保镳中，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其时苏联逃出来的白俄群聚上海，专做这保镳生意，用外国面孔来吓人，其实一无用场），出入追随，寸步不离。结果，梅兰芳还是不曾来，只来了几个配角来赴宴，频频地道歉。明星公司中人，意有所不满，以为梅兰芳搭架子。我为他解释道：“你们要原谅他，他此刻不是自由身体了，就像上海堂子里的姑娘‘讨人’（养女的别名）身体一般，不由自己做主。”这不是我亵渎他，凡是上海那些开戏馆的人，到北京去聘请名伶，除了包银以外，所有接、送、食、住，全都包下来了，以后你的身体自由权，全属于他，一切要听他指挥，得他许可了。

所以梅兰芳几次到上海来，我都懒得去访问他，在北京这一个时期，在他的缀玉轩中，却常常有我的足迹。

我到他那里时，冯幼伟、李释堪两位是不常来的。但齐如山总是在那里，而且他喜欢谈话，因此颇不寂寞。兰芳呼冯幼伟为冯六爷，呼李释堪为李四爷，其余则概呼为先生。如对齐如山则呼齐先生，对我则呼包先生，这其间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北方风俗，凡晚辈的对于长者，总是称之为某爷的，况且这两人确是栽培兰芳使之成功的。北方对于伶人的尊称，都呼之为老板（我想必是“班”字的音误，后来便相习成风了。南方文人又改称为“老板”，这“板”字，字典上虽有，音盼，但别有解说，不合逻辑），但梅的友人从不唤他为梅老板，直呼他以兰芳，倒是有的。

评论梅兰芳的美德，我将以温和谦实四个字概括。他对于初见的人，如旧相识，总是和气迎人的。他的书架上有许多照相簿，有的是戏装的，有的是便装的，对于戏装，我因为懂得京戏甚少，只拣了他的便装的观看，有西装的，有中装的。他忽然翻出一簿他儿童时代的照相给我看。他笑着道：“你瞧瞧！丑死了！”那时他是十二三岁吧，额发剃得老高，两耳是招风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真是有点儿傻里傻气。我说：“这或是照相照得不好吧？”他说：“不，这还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馆呢。”他又告诉我：“有些报纸上说我近视眼，我并不近视，曾经生过一次眼病，病好了，我的大眼睛细小了，人家翻说我有眼神。我喜欢养鸽子，瞧它飞去天空，回翔于青天白云之间，人家又说我在练眼神，岂不可笑？”我说：“不！美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不知不觉间而美自来了，人工仅及其半。”他说：“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我以时常涉足于缀玉轩之故，每获得非分的享受，说来可笑，一曰吃白食，二曰看白戏。什么叫作吃白食？就是自己不惠钞而专吃人家的一种成语。京师号称首善之区，人文荟萃，各地方的人士，都到北京来，各地方的馆子，也就随着都到北京来。还有那些名公巨卿，讲究吃喝的为之提倡，常常地邀客饮宴，互相酬酢，所以每一省都有著名的馆子在北京。除大馆子外，还有小馆子，这小馆子，在北京尤其发达，有些生长南方，来到北京的小京官、穷翰林，在他家乡倒是吃好吃惯的，到北方，吃不惯北京的饭食，又雇不起厨子，于是专攻向那些小馆子了。不要看轻那些小馆子，往往有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也或有一味佳肴，传诵人口，从此成名的，这些也都有人为之记载呢。

我到兰芳家里去游玩的时候，也常常为他们一班朋友邀着同去吃小馆子。有时是冯幼伟请客的，有时是李释堪做东的，有时是来了一位不常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举了），一时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馆子，是不计其数，什么“致美斋”“百景楼”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说是现在了。但我记得那时北京的广东馆子很少，远不及上海的多，只有一家唤作“广成居”的广东小馆子，凡是冯六爷请客，我们倒是常去的。这地方只有一间平屋，摆了四五张方桌子，已经“实不能容”了，圆台面也休想，可是生意却是上海人打话，“好得邪邪气气”。在里面挤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终不肯退出去。

我问他们：“既然如此生意好，为什么不扩充起来？北京房屋又不贵，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大馆子，至少也能成为一个中等馆子。”冯幼伟道：“他们开小馆子有个迷信，不能迁居，不能更换新装修。说起来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饮食店，要它兴旺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几样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时常光顾。忽然的迁居了，可是吃客是不迁居呢，失去原来的主顾，却是失策的。还有，中国人是一向有传统思想，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商人们常以百年老店自夸，连门前挂的招牌，已经破烂不堪，他们也不肯更换，以为这块老招牌是不能废弃的，你们写文章，说什么‘发思古之幽情’的话，在北京的商人们，也正在大发思古幽情呢！”他说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馆子，当然有兰芳在座，不过兰芳的吃东西，我觉得小有麻烦。那便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连南方的黄酒也不吃，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破坏了他的嗓子。虽则兰芳自己也很为谨慎，但这几位先生好像有意无意地监护他似的，颇觉可笑。在广成居吃饭时，却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兰芳却喜欢吃，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广东的吗？我久闻其名，未曾尝过，在上海时，连虹口的三角小菜场（广东人在上海多数住居虹口），也没苦瓜卖，这里的广成居却有，真是物稀为贵了。兰芳请我试尝之，入口虽觉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来，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间，上不得杯盘，因知苦口还不谐于人呢！

我们吃了许多小馆子，却没有吃过西餐。北京的西菜馆，当时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带有数家，实在不大高明。否则就是要东交民巷（按：东交民巷在明朝时代始，原名“东江米巷”，因江南运输入北京的米，称之为“江米”，东、西两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见蒲留仙的《醒世姻缘》）使馆区域的六国饭店等处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欢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国菜，还吃那些一成不变的外国菜做什么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运输便，当然比北京为强。说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亦有译作“凯司令”的），是德国人所开设的一家小餐馆，在当时真名噪遐迩。在当初只是制糖果的，后来却饷人以西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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