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群像（1/2）

律师，在将来这个世界，有不有这种职业，我不敢说。

自古以来，有政治即有法律，可知政法是并行的。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那是进一步的说法。到后来政日以繁，法日以纷，法学家遂有立法、司法之分。因为人民都有昧于法律的，于是就有律师出现了。我不谙西方历史，不知西方的律师，始于何时，若在中国，不过数十寒暑而已。写此稿时，现在中国大陆已无律师，将来恐怕也未必有律师。但在上海这数十寒暑林林总总的律师群，其现象亦颇可观感呢。

我先从辛亥革命以前清代的司法界说起：凡是诉讼刑罚事件，第一级总是知县官，上一级便是知府，因为他们是地方亲民之官。再上一级便是按察司（俗称臬台），再上一级便是刑部了。他们无所谓律师制度，以为做了官，应当知道法律，若是做官而有什么过失罪愆，那就要说他“知法犯法”了。但是真的都能明了法律吗？未必尽然，于是有辅助之的，是为幕府。譬如知县官衙门里的幕府，即有两种人才，一曰钱谷，一曰刑名，而刑名就是佐理县官法律事宜的人。

佐理知县官刑名的幕府中人，虽不是律师，但是民间的称呼，一向称之为刑名师爷。在旧中国当刑名师爷的以绍兴人为最多，于是约定俗成，改呼之为“绍兴师爷”。现在南方有呼律师为师爷者，可见今之律师，与昔日之所谓绍兴师爷原是二而一者，只不过名称之不同而已。这种绍兴师爷，往往为民间所不满，说他们舞文弄法。只要看许多戏剧中，常有穿插一绍兴师爷出现，总是以丑角演之。一口绍兴话，形容绝倒，常以智囊自诩，骂之者则呼之“门角落里诸葛亮”。我们据父老所传，史传所载，不能谓其必无诬陷良善，然而由他们平反冤狱，亦是有之，不能将之一笔抹煞的呀！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标榜司法独立，县官不理词讼，绍兴师爷退治，律师便取而代之。那时中国的新人士，不是大家都说要变法吗，首先取资外国法律，因此外国的律师，亦随之而至。因为外国在中国有租界、有殖民地，且有所谓嚣张的治外法权，推倒中国的旧法律而厉行他们的新法律。随后中国自己亦觉得旧法不足以图治，必须采取西方的新法，方能有效。于是派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哩，在国内设立法政学堂哩，因此造成了许多中国大律师。

上海这个地方，是江南繁盛之区，又是为外国租借地，凡事得风气之先。本已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加以内地发生战争，有身家的人为了避乱起见，都向租界跑，一时富商大贾，巨室豪门，都麇集于此，那些律师是最能观察时势的，觉得这是最可能发展的地方，最可以咀嚼的一块肥肉，便络续地来此开业了。他们在公则保障公权，在私则营谋私财，岂不是名利双收吗？

而那些富商大贾、巨室豪门，也正需要律师，以商业而言，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公司，都是新兴事业，资本雄厚急思扩张发展，不似从前的一味保守行为。所以业务愈大，则纠纷愈多，事事牵连到法律问题。但他们的董事哩、经理哩，未必都能精通法律的，有了律师，便可以请他做法律顾问，一切由他支持了。我最初见到译自外国的纪载：说他们律师，非但请他写一封信，要出律师费，即和他说几句话，也要付出律师谈话费若干。可是中国的律师，却没有如此小家气，做这种零零碎碎的生意。至于大银行、大公司的金融贸易，出入常在百、千万以上，涉于词讼，则必争取得之，以一显其手腕。

其次，便是那些巨室豪门的家庭诉讼，也是足以使上海律师歆动的。不是说为了避乱起见，都迁居到上海租界里来吗？造了大洋房，开了大商店，安居乐业，自适其适。可是家庭的纠纷来了。第一件事便是兄弟争产，做官的刮了民脂民膏，经商的也是巧取豪夺，所得的不义之财，一旦这个老头死了，留下遗产，便是祸根。不但兄弟争产，姊妹也可以争产，因为那时候已是男女平权了。像武进盛氏，盛宣怀的家属，不就是这样吗？为了遗产的争执，你请一个律师，我请一个律师，未成年的女儿，刚出世的孩子，也可以各请一个律师，真可以说聚讼盈廷，莫衷一是。

还有那嫡庶之争，妻妾之斗，离婚案、重婚案、遗弃案、奸污案，属于男女两性间的问题，正是多多。这些案子，也都出在富豪之家，而为律师所欢迎的。因为这种官司，都属于软性的，不必剑拔弩张，到结尾总是以经济为解决，律师的报酬，亦是从丰。要知道律师与律师并不是仇敌，他们受当事人的聘请，各为其主，虽然在法庭上互相辩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一出法庭，称兄道弟，依然是好朋友。

所以有些案子，当事人不必露面，只凭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两方面谈判，以求解决，差不多律师就是和事老了。在这种情况中，两律师可以互相勾结，各施技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话正为此辈而说。因此他们有句格言：“官司最好只打半场”，为什么最好只打半场呢？那就是半途凭律师之力和解了，这其间律师自然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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