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邵飘萍（下）（1/2）

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时在天津也就停留下来。那时火车已通，从没有乘过轮船。但最初的火车，还未能联运，即如沪宁为一段，津浦又为一段。直到了联运以后，从上海可以直达北京，这便可以从我住居的爱而近路庆祥里踏出数十步，走进北火车站，登上火车，一直可以到北京东车站下车。名称也改为京沪铁路了，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总是住旅馆，只不过在邵飘萍家，住了也不到半个月。那时张岱杉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里去，那是一个大公馆，排场极阔，仆役众多，我总觉得不便，不如住旅馆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馆，我为什么有时到了天津便停留下来呢？因为在天津我也有许多朋友，我的老友钱芥尘，在那里开了一家报馆（报名我已忘却），我也住过在他报馆里，帮过他笔墨上的忙，当时天津与北京，就像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迁都后，上海对于南京，做了首都的一个屏藩。因两处都有租界，那些贵官巨商，都似狡兔的在那里营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并不是住在飘萍家里。这一次，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在东车站已经上了火车，飘萍忽来送我。恰遇章行严夫人吴弱男女士，在我车厢隔邻，其时行严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视，因托飘萍打电报到上海去。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经说过了。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火车却已到了开行的时刻，站长挟了两面红绿旗，走进月台来了，飘萍也就急忙忙跳下车去。谁知道一次火车送别，早有侦探跟在他的后面，或者是防他搭着火车，离开北京。幸而飘萍很机警，就在送我的当天晚上，避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气地便到京报馆来抓人了。飘萍当然未被抓去，却把京报馆的主编潘公弼捉了去，着他时交邵飘萍来，才可释放。

写到此，我还有一个闲笔，也得叙一叙：当飘萍送我匆匆下车时，把他一枝手杖，遗留在我车厢里。及至发觉，他已在月台上，我即在车窗里将手杖伸出去，但火车已蠕蠕动了。飘萍忙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手杖送给你，作为一个纪念。”这话不过是一个戏言，这些小事，不足置意。我把这手杖带到上海家里，置诸壁角，我那时不用手杖，六十岁以后，渐渐用起手杖来了。也曾买了几枝手杖，都不趁手，因觉放在壁角飘萍所赠的手杖，长短适中，提在手里轻松，便取来用了。一直地用着，直到飘萍被害了，也是用着，有两次在电影院里遗失了，也还是失而复得地找回来。几年来流离转徙，一切书稿文物都散失，而独此手杖，长随我身，我今写此稿时，这手杖尚植立壁间，当时飘萍说，给我作一个纪念，真是一种谶言呀！

我回上海，飘萍的那个遭遇，绝不知情。我还写信到他那里去，谢他车站送别，并告以章行严的病已痊愈。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也是常事，“惯迟作答爱书来”，我们也常有此病，何况他是个忙人。迟之又久，在上海报上微露一点消息，说邵飘萍有被捕之说，已避入了东交民巷，至于为什么被捕，哪一个机关要捕他，也没有记载。以我推想，总是在他的通讯上出了毛病，因为人家关于政治上秘密，被你泄漏出去，那就有应得之罪了。我本想写信给修慧，问问她的实际情形。既而一想不好，人而至于要被捕，必然检查你的来往书信，未可冒昧从事。并且即使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未能于他有益，所以想写又搁笔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光景，我在家中午饭以后，有人打电话来：“喂！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一听就听出飘萍的声音，我便问：“你怎么到上海来的呀？几时到的呀？现在住在哪里呀？”一连串的问话。他说：“我刚刚到，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我住在西藏路某一旅馆某号房间（按：所云西藏路某一旅馆，不是远东饭店，我已忘却这旅馆的名称，那只是一个中等旅馆），你可以就来吗？”我说：“我可以立刻来。”他说：“还有一事，我到此旅费已竭，你可以借给我一百块钱吗？如不便，少些也无妨。”我说：“可以！可以！”

我想，住这等中级的旅馆，一百块钱，可以供一星期之用呢。到了旅馆里，知他住在楼上，门口旅客牌上，却写的是赵先生，赵与邵音相近也。不去管它，推进他的房门，却见另有一位年轻女子在座，飘萍连忙介绍道：“这是张小姐，我们一同从北京来的，她是无锡人，要回去望她的妈妈，我们作伴同来的。”这位张小姐，年约二十一岁，貌仅中姿，看她的态度一切，似为北京胡同中人。并且既是回无锡要看她的母亲，为什么经过无锡不下火车，一定要跟他到上海来呢？后来询之果然，原来飘萍施金蝉脱壳计，在八大胡同里，找到一位相识的，权为临时夫妇，以掩侦者之目，那就是这位张小姐的内幕了。

至此我方知那天东车站送我，即有侦探跟随其后，幸即发觉，遁入东交民巷，明日将潘公弼捕去，都是飘萍亲口告我的。至于为什么被捕呢？在我那时假想的不差，确是为了泄漏政府的政治机密。不过当时飘萍还不服气，我记得这还是段祺瑞执政时代吧，飘萍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但究竟是什么一件事的秘密？在何处泄露了他们的秘密，飘萍没有说得清楚，我也未便穷诘他了。人家说：飘萍的通讯机构，不独为报馆，也有个人的。那是我所未知。也有人说，飘萍对于日本的报纸，也担任通讯的，我更不知道。不过那时中外通信，并不禁止，日本也有通讯社在中国，北京、天津、上海，还开有好几家日本报社呢。

飘萍来了不到一星期，好像个人经济上已有活动了，于是资遣了那位张小姐回无锡去，他也迁居于南京路一带的高级旅馆。最初汤修慧的来信，都寄到我家里转交的，后来他有了固定地址，就不必由我转了。我曾问过他：“你既出走，而公弼又被拘留，这个京报馆、通讯社，如何办理呢？”他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前天她来的信上说，公弼被拘，公弼太太屡次来吵，除了薪水照发外，还有公弼别的进款，也要我们担任。当然是我移祸于他，据说现在也调停好了。现在我们先要把公弼保出来，修慧正在设法办理此事。”我觉得在现代妇女中，如修慧其人，殊不可多得。

飘萍是性情高傲不可抑制的人，他什么人都不买账，但对于修慧却有些吃闪。飘萍与修慧本非元配，他在金华是有糟糠之妻的，不过没有读书识字，深居内地，未免有些土气。他自与修慧结合后，金华也就不回去，好像是离弃她的样子。倒是修慧叫人把她从金华接到北京来，与之同居。又，修慧无所育，这元配太太，却生了一个女孩子，玉雪可爱，修慧非常爱她，视如己生，这都是寻常妇女不可及处。我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有一天，两人大吵嘴，也不知为了何事，我这个鲁仲连，只好作一个无理绪的排解，最后还是飘萍折服了。

更有奇妙可笑的事。飘萍好冶游，加以他结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称为智囊人物，可以探取得秘要新闻的人。那就花天酒地，无足为奇，而正于此间，可以在无意中得多少大好资料。于是逛胡同，叫条子，成为家常便饭。修慧不能禁止，便即说：“我也去！”飘萍笑说：“这如何可能呢？哪有带着太太嫖堂子，吃花酒之理。况且满桌子都是男客，而其中却有女宾，似乎成为笑话。”修慧道：“谁敢说是笑话？我就要训斥他们一顿。谁是定了这个法律？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你们还叫着男女平权，却事事排斥女人。”飘萍无可如何，也只得让她同去。

到了胡同的院子里，飘萍有许多朋友是认得修慧的真不敢笑话她，只说：“邵太太也来了，欢迎！欢迎！”入席以后，大家都叫条子，她也叫条子。（叫条子，即如上海妓院中“叫局”，乃召妓侑酒之意。上海妓院印有局票，此间则用红纸剪成纸条，写所召妓名于上。）这个时候，北京正筹开国会，各省议员，云集京师，而上海妓院主政，也派了艳名噪一时的红姑娘，到北京来淘金，时人谓之“南花北植”。修慧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姑娘叫来，她们不知征召者乃是一位女人。方错愕间，修慧却是一口吴语，先自招呼她们，说自己也从上海来，和她们称道姊妹，一点不搭架子。于是这一班花界姊妹，大家称赞邵太太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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