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路之人（三）（1/2）

失路之人（三）

江帆早为此问准备多时，“自赵文忠公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近百年来，不唯便民，抑且革赋役不均之弊，然则地分南北，北方田瘠银荒，不堪折征雇役之费，民分农商，商贾脱田逐末，无受地银差役之劳，此条鞭之不平之处。况其规制顿紊，行久弊生，近年来，有百姓既折白银而催科如旧者，有官吏增减洒派而百般刁难者，至于最苦百姓之事，乃在于白银本身，”他有意顿住语气，见江颢面露好奇之色，方继续说道，“少爷应知，大宣所行之白银者，非产于本土，实赖于东洋。今东瀛闭关，吕宋多衅，白银输入大减，以致银贵物贱，百姓终岁勤动，难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换回一金。何况银益贵，则豪右之藏益深，银愈缺，则日用之货愈贱，折色之办愈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如此，则银之积在豪右者愈厚，而银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逾数年，真不知其又何如也。”

“纵需调和以外物，铜钱亦可，何必行钞用券，以片纸换百姓之金耶？”

“如何是以一纸易一金？卢掌柜所谓之‘钱票’，譬如唐之飞钱，宋之交子，百姓轻赍往来，无远致之劳，若遇异地用钱，又可合券以兑换金银。况其质廉易造，既无深藏民间之患，又可舒夫银钱之力绌，何乐而不为？”

“正因我知交子之弊，故在此犹疑耳，”江颢眉头微蹙，“前宋四方多故，常以便宜增印钱引，补助军食。初为行权，后则习常，且朝野皆视纸钞为暴利，不唯官府逐年添印，民间伪造者亦所在多有。至于宋末，钱法大坏，楮币折阅日甚，以致米斗千钱，道殣枕藉——衰朝烂额边衅之际，实内里已朽烂蛀空。”

“钱楮皆无用之物，唯民使之以通融流转。官府超印之过，岂在于纸乎？”江帆微微一笑，“元辅整顿钱法，数年难见成效，皆因先时积弊太多，早令劣币泛滥，私铸猖獗，今纵收天下之铜制为良币，亦难济前所不及者。何况钱不可多，多则铜轻银重，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生民困苦，犹胜往前。”

见江颢抿唇不语，江帆又保证道，“宋末楮法积重难返，皆因官府难遏贪欲，以泛料夺百姓之财。今之钱票，乃四家钱庄共发之。一则明书额数，以杜超发，二则多用印押，以防伪造，三则隔年换界，以稳钞值，有同行监督之规，无官府强制之弊，百姓信则用，不信则弃，安与前宋同日而语？”

江颢没有回应。他将手指按在庄票上，缓缓推到江帆面前，“此票我不能收。”

江帆还想劝说，被江颢摆手打断，“此事我需与父亲仔细商议，无论可否，皆分文不取。”

江永的手边是一沓钱票。

大宣宝钞之不行也久矣。那些没有钞本、额限，不行回收、倒换的桑皮纸，只凭君王的意志强力推行。太（河蟹）祖朝回收民间金银，成祖朝五伐鞑靼、迁都北京、七下西洋，皆靠宝钞掠夺百姓财物。至于成化、弘治年间，一贯文钞只值铜钱二文，宝钞之轻不能市易，复以白银与通宝相权而用。万历初年，首辅赵涉川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合并赋役，通用白银折纳，而铜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再入于贡赋。事后观之，此举虽一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朝廷将利权让与市井，尤其是江南从事采矿贩海的富商大户，一则失因钱制用之力，迨国用告绌，只可以加派、掠夺伤国之根基，二则令民众售布帛、菽粟以纳税银，岁丰则谷贱伤农，岁贫更有卖儿鬻女之悲，三则富商、权贵大肆积银，不唯启盗权之衅，更令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其为毒天下之烈，莫此为甚。近世以来，国中之银在民间者日消日耗，折银之害日彰日显。兼又市井流转之白银形制各异、成色不一，争执欺诈之事比比皆是。以钞代银，似已成为兴利革弊的必然。

江永的耳畔响起当年内阁会揖房中的笑声，顾潜洋洋自得地说起“岁造三千万贯宝钞，年收三千万金”的主张，众人只以异想天开而听之。如今想来，并非是此法绝不能施行，而是大家早已失却了对朝廷“但出宝钞，而民间信之”的信心。

他清楚地意识到，民间和官府的利益已被摆在盘秤两端，只有按下一个，才能将另一个高高擡起。

钱票取桑穰为料，其制方，长五寸，宽两寸有余，共五等面额：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和一贯。五十文与一百文的钱票以墨色为质，外为朵云纹花栏，背印分别为单色勾勒的《雪竹文禽图》及《太液荷风图》。二百文与五百文的钱票以青色为质，外为宝相花纹花栏，背印分别为《十六神骏图》及《洛神赋图》。一贯钱的钱票最为特别，它以朱色为质，外为江崖海水纹花栏，背印临摹的则是北宋最负盛名的山水画作《千里江山图》。五张钱票均有“神州金泉”的竖向题额，居中两行文字，首行为“凭票即付”，次行则以正楷大字标明面值。下方比照钱数绘有贯状铜钱，以十串标示一贯。钱图右侧写明钱票发行数量及本票编号，并印有象征使用年限的缠枝太平花纹。钱图左侧则列出联合发行“金泉”的四家钱庄，每个名字的下方，都印有该钱庄主事者的花押。

江永凑近辨认，发现倒都算是熟人。

位列四家钱庄之首的是杭州卢兴义的鼎丰钱庄。它的经营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与江永的瓜葛也最深。当年江永在浙东推行新政，朝廷分文未拨，地方各怀心思，之所以能略成其事，一则赖薛青玄在朝中相机帮扶，二则靠徐承业在余姚鼎力支持，三则有白教作乱，两任浙江巡抚因璐王之死负罪殉职，江永接掌全浙军政，四则是他四处筹募办理新政的资金时，广大宗族、商铺乃至寻常百姓慷慨解囊，而其中捐资出力最多、与官府走动最勤的人，便是鼎丰钱庄的卢掌柜。

固知商人也有急公好义之心，可他们很少做赔本的生意。卢掌柜看中了江永这个渐渐热起来的冷灶，不遗余力地烧火添柴，而江永在站稳脚跟后也投桃报李，不仅将建设新军所需的兵器、装备、粮草以及打造船只所需的木料、锔钉、帆布都交由鼎丰钱庄采购，还帮助他在九江、汉口等地开设分庄。宣军收复四川，卢兴义捐资百万，另以低息借出两百万两白银。只因张全寿盘踞西南多年，战事焦灼，坚城难克，兼又卢家生丝生意出现问题，急于回笼资金，江永才又去拜了黄鸣那尊大佛，以五分利请他垫付这两百万的借款。

隆武年间，江永任内阁首辅，与卢家多有往来。对于双屿通移署的善后问题，便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弘光四年，江永筹建通移署。其旨在集百姓之资金以求海贸之厚利，事成之后收益均摊，官府一则得附骥之财，二则得远洋之舟，来日海上遇警，天（河蟹）朝遂有一战之力。他请来被薛青玄排挤出朝的前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高邈总领其事。高邈为人正直、清名远扬，创设通移署，理财甚多而不纷杂，劳民甚众而不云扰。陈珪接任浙江巡抚，虽被视为薛青玄的心腹，却真心推戴江高二人，尽力保全新政的果实。然而随着陈珪去职、高邈离世，接任者不能遏制众人贪念，渐有官吏支取本金、员工贪墨公款、百姓炒作股价之事。隆武三年，当股价由最早的一百两白银暴涨至七百一十五两，接踵而至的多人贪腐、署内亏空与商船遇袭、血本无归的消息戳破了粉饰太平的虚幻泡沫。一夜之间，股价急挫至三十五两，坊间人心惶惶，几要酿成事端。江流补救不及，连忙上奏京师。江永闻讯后一时也束手无策，只得即刻启程回乡，先以自身威望稳住局势，再召集知府以上官员、各大商铺掌柜及宗族族长，于巡抚衙门会商处理方法。

彼时通移署共发放票据四万两千股，以一股三百两全部回收，需近一千三百万两白银。不久前处置巨贪姚升之，可调用锦衣卫抄得的三百万两，朝廷与浙江巡抚衙门分别再拿出一百万两，剩下的八百万两，则由以鼎丰钱庄为首的商业公会认购。江永把通移署的职能进行拆分，发放出海执照、收取商品税金的权责移交宁波府衙，而商业公会全权管理海贸的集资与经营，官府不再过问。此番商家出资甚多，作为补偿，朝廷继续承认通移署在未来八年的东南海贸的垄断地位，商家们知恩图报，当场提出要向兰秀山船厂无偿提供十年的优质木料。

当真是菩萨畏因，凡人畏果。如许人的呕心沥血只换得今日的潦草收场，江永想来，竟不知向何处叹去。

“神州金泉”上，名列第二的是蜀川钱庄，画押人为岳维申的长子方誉。江永想起他与江颢一样属鸡，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岁月去何频。”他感慨道。

蜀川钱庄由江永一手创建。昔日宣军讨伐张全寿，向黄鸣借款五百万两白银，其中三百万为三年两分利，两百万为垫付卢老板的借款，一年五分利。幸而赵煜阳找到张全寿沉入江口的金银珠玉，才还清了如此高额的借贷。满载的商船回到泉州，黄鸣亲自前往府库，见琳琅满目的碎银钏钗，始觉此番利息之重，已累及川蜀穷民，又思江永与黄家结交多年，在朝中多有助力，今平定西南、名声日隆，更不当以小利伤盟友之心。故而黄鸣再派黄冠领长子黄树返回成都，不仅将利息二百二十八万两白银如数奉还，还以“江船不利海贸”为名把两艘巨轮留给江永，以资运输征战之用。彼时四川初定，江永乃客居之官，对于骤然多出的两百多万两白银，既不敢散落市井，成为大西军残余争抢的对象，也不敢放之官府，为官僚贪墨之、士绅嫉羡之、朝廷掠夺之，遂在岳维申和赵瞻之弟赵谨的建议下，设立蜀川钱庄，以黄家归还与张全寿搜刮剩余的五百万两白银为本，专营城市重建及百姓安置事宜。

故而“蜀川钱庄”虽称“钱庄”，却是江永在四川平乱、安民、施政所依仗的重要部门。江永走后，赵煜阳继续用它来主持田制改革——收买官绅家中超过一百亩的耕田，低价租与流民耕种，常平仓重设，水利兴修，矿藏开采，物资收购等事项。为了进一步融通资金，钱庄开始向民众提供用于重建家园的低息贷款及税银代付服务。等到岳维申因身患消渴症隐退，将钱庄的管理权交予长子岳方誉，蜀川钱庄已褪去官府属性而渐变为一商业机构，它在湖广荆州及云南大理开设分庄，因承办军需调运及对缅贸易而规模陡升。昔日岳维申很谨慎地将钱庄置于四川巡抚衙门的完全管控之下，如今新一代人掌舵，却千方百计地想将钱庄驶离官府的码头，谨防从岸上伸来的无餍的脏手。

“自负盈亏，固然铢两计较而多清廉，借贷谨慎而少坏账，然则嫌贫爱富，趋利薄施，与短视商贾何异？”江永对此大感不满，在寄给赵煜阳的书信中写道，“若要发财，贷出一笔款项，让他自做去。百姓之血汗至可深怜，万不能谋于私利，切记切记！”

前几日董齐从云南寄信来，说用存于蜀川钱庄大理分号的资金，已在边陲山乡建置县学若干。江永闻知，心下稍有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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