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束缚人民千年的历史周期律（1/2）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是指人类历史上政权或文明兴衰更替的周期性现象。这一概念由中国学者黄炎培在1945年与教员的“窑洞对”中明确提出，但类似思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中均有体现。

“盛世-腐化-乱世-再统一”的循环，从不是天命，是制度的惯性。中国历史有一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节奏感：王朝初立，励精图治；百年后，官僚腐化；继而，苛政猛于虎、盗贼四起；再然后，一场王朝更替，再启新朝。我们习惯了这套“历史的节奏”，甚至很多小说、影视剧也照此模板行文，好似天下就该三百年一乱。

但这不是“民族性”决定的，也不是“文化基因”在作祟，而是结构决定命运。王朝制的根本矛盾，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运作、国家财政与民众承载、皇权意志与官僚执行之间，天然张力难解，周而复始。

历史不会因信仰而走向光明，但会因制度而不断回头。

“王朝刚建立时都很清明”其实是不得不“清明”。每一个新王朝崛起时，总会祭出“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整肃军纪”的一套组合拳。有人认为那是“明主之治”，但更真实的解释是：旧王朝留下的是一片烂摊子，如果不“收买人心”，国家根本运转不下去。

汉初“与民休息”，是因为秦末战乱人口骤减、田园荒废；唐初废除苛税，是因为隋炀帝征役过重、民间反叛不断；明初休养生息，是因为元末的财政系统已经崩溃。

不是新皇帝天性仁慈，而是国家机器太破，不修不行。那种“创业阶段皆清明”的观感，其实是“危机驱动改革”的被动姿态。

当“制度回归惯性”，腐败便开始层层复制。王朝兴起后的几十年或一百年，往往是制度最有生命力的阶段。但这种状态很难维持。原因不是人变坏了，而是制度本身开始松动。

一方面，开国功臣因贡献巨大开始“特权化”；另一方面，统治层逐步变得封闭，缺乏人才流动机制；再者，基层行政越来越依赖民间资源，但国家财政并未给予匹配投入，于是地方官开始“自谋生路”。

从此之后，贪腐就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系统性自保行为。你不贪，仕途走不远；你不敛财，运转不了。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国家机器外表完好，实则千疮百孔。腐败不是例外，而是系统自保的方式。

税收加码是王朝下行的第一个症状。王朝进入中期后，随着人口恢复、官员增多、军费上涨，财政压力陡然加剧。但由于制度缺乏弹性，又无法调整税制，于是只好一条路走到黑——加税。

西汉末年的“盐铁专卖”、东汉中期的“卖官鬻爵”、唐玄宗之后的“两税加重”，明中期的“加派杂税”，无一不是财政吃紧的表现。更悲哀的是，税收往往不来自富人，而是集中在可控的“编户齐民”身上。

税收无法突破既得利益结构，最后压垮的，只能是最底层的百姓。这时的“民变”不是反抗，而是求生。所谓“揭竿而起”，从来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活下去。

官僚系统的内卷，是崩溃前的自我折叠。一个走向下行的王朝，在财政吃紧之后，接下来一定是官僚系统的“自我毁灭”。

初期的士人官僚以“清廉正直”为荣，但到中后期就变成了“谁能捞、谁能留”。京官卖官鬻爵，地方官盘剥民脂民膏，中层公务员要靠“养廉银”才能养家。

更恶劣的是，官位不仅变成了财富获取渠道，还成了阶层固化的工具。寒门难上青云，庶族无缘中枢，政权陷入“世家把持”状态，人民却无从申冤。最终，政治僵化、民怨沸腾，整个官僚系统就像一具沉重的机械，在泥潭中无法自拔。不是没人能救，而是没人愿意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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