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司马迁（2/2）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怒，满朝文武纷纷指责李陵不忠。司马迁与李陵虽无深交，却深知其为人，在汉武帝询问看法时，他坦诚地为李陵辩解。《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了他的话：“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陵侍奉父母孝顺，对待士兵诚信，常奋不顾身奔赴国家危难。从他平时的品行看，有国士之风。如今他遭遇不幸，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就趁机夸大他的过失，我实在为他痛心。况且他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牵制数万大军，杀死很多匈奴兵，他转战千里，箭射完了，没有进退之路，士兵们空着手冒死杀敌，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但战功足以昭示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想必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

这番话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开脱，甚至讽刺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此次出征战绩平平），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交由廷尉审理。廷尉杜周秉承上意，将他定为“诬罔”之罪，按律当斩。

汉朝律法规定，死罪可通过三种方式免死：缴纳五十万钱赎罪、接受宫刑，或伏法受诛。司马迁家境贫寒，无力筹钱；若伏法，父亲的遗愿、自己的修史理想便会化为泡影。痛苦中，他想到了许多先贤：“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些人忍辱负重成就大业的故事，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选择了宫刑，选择用“苟活”的方式，完成未竟的事业。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个职位掌管宫廷文书，通常由宦官担任，对他而言，又是一次公开的羞辱。但他已将个人荣辱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撰写中，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以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出狱后的十年间，司马迁埋首书案，日夜笔耕。他整理皇家藏书阁的典籍，结合早年漫游搜集的民间传说、实地见闻，以及对历史事件的细致考证，日以继夜地撰写《史记》。

《史记》最初名为《太史公书》，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本纪记帝王事迹，世家述诸侯与重要家族，列传记各类代表人物，表梳理历史年表，书记述天文、历法、礼乐、经济等制度。这种纪传体体例，是司马迁的首创，能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全貌。

撰写过程中，他坚持记录历史真相。写刘邦，既记他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的功绩，也记他市井气的一面；写项羽，既赞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也如实记录他刚愎自用、兵败自刎的结局。他笔下的“鸿门宴”，项羽的优柔寡断、刘邦的机警隐忍、张良的运筹帷幄、樊哙的勇猛豪爽，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荆轲刺秦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担心书稿被汉武帝销毁，特意抄写了两份。一份藏在京城家中的墙壁里，另一份交给女儿司马英保管。司马英后来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官至丞相。司马迁去世后，汉昭帝派人寻找书稿，司马英将珍藏的副本献出，《史记》才得以逐渐流传。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基本完成。《史记》完成后，司马迁的行踪便再无明确记载。

两千多年过去，司马迁的生平细节或许已在时光中模糊，但他用血泪写成的《史记》，却流传至今。那些藏在笔墨间的故事，那些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些王朝的兴衰更替，仍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而司马迁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历史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回味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