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0章 理论上的不可能（1/2）

如果展品本身已经足够诡异，那么它们的保护装置则直接将这个谜题推向了超现实的维度。

密封箱技术：每个展品都被封装在一个定制橡木箱中，前部有双层玻璃观察窗。内层玻璃表面有镀膜——画廊方面称这是“紫外线过滤层”。但经过我的观察，这种镀膜技术明显是现代产物，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然而矛盾的是：密封箱的其他所有部件，都明确指向1900年代初期。

让我详细说明：

木材加工：橡木箱的榫卯结构、手工刨削痕迹、黄铜包角的固定方式，都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高级木工工艺。得到允许，我用便携式显微镜观察了接缝处，发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手工锯痕。

玻璃工艺：外层玻璃是典型的19世纪末“平板玻璃”，有轻微的波浪形变形和微小气泡——这正是工业化早期玻璃生产的特征。

气阀系统：箱体侧面的铜制气阀，其设计和加工精度远超1900年的平均水平，但阀门内部的橡胶密封垫已经老化，材料分析显示是1900年代常用的天然橡胶配方。

现在，我们来到整个谜团最核心、也最令人战栗的部分：密封箱上的封缄系统。

每个箱体上都贴着三张淡黄色羊皮纸封条，封条边缘印有梵蒂冈纹章和拉丁文祷词：“Ctodi nos， Doe”（主啊，守护我们）。封条被深紫色火漆固定，火漆中掺有金粉，在光照下会闪烁微光。

火漆上压印的印章清晰可辨：那是教廷司库（Carari）的专属纹章——交叉的钥匙与教皇三重冕，下方有“S.C.”（Sancta Sedis，圣座）字样。

而真正让我浑身发冷的，是封条上的手写文字：

第一行：“Sub Ctodia Sanctae Sedis”（受圣座监护）

第二行：“Caros Nocel， Carari”（卡罗·诺切拉，司库）

第三行：“MDCCCCI”（1901年）

我反复核对了笔迹。作为研究过大量梵蒂冈档案的学者，我熟悉卡罗·诺切拉主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教廷司库）的签名。这封条上的笔迹，从字母的起笔、连笔习惯、到墨水的渗透程度，都与诺切拉主教在190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签名完全一致。

更专业地说：通过封条边缘的显微观察，羊皮纸纤维的老化程度、墨水中铁基成分的氧化状态、火漆的裂化形态——所有物理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些封条确实制作于1901年，并且在此后125年间，从未被打开过。

让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

1901年，某个人（或机构）从梵蒂冈获得了这三件圣物，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将其密封，并由卡罗·诺切拉主教亲自封缄。

这些密封箱在此后125年间，从未被开启——封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这一点。

2026年，这些箱子出现在香港，箱内的作品与罗马的原作完全一致，但老化程度明显更轻。

这里存在多个悖论：

如果箱内是真迹：那么罗马的三件是什么？而且真迹如何在密封箱中经历125年，却只老化了两三百年？

如果箱内是1901年制作的复制品：那么1901年的人如何能制作出与21世纪高科技检测结果都难以区分的完美复制品？更何况，复制品怎么可能跟原件“同样古老”？

封条的暗示：诺切拉主教亲自封缄，意味着这是教廷官方行为。但梵蒂冈从未有过相关记录——我查阅了1900-1905年教廷司库的全部档案目录，没有任何关于这三件圣物出借或复制的记载。

结论：一个等待解答的谜

作为学者，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解释眼前的现象。这已经超出了艺术史的范畴，涉及到材料科学、文物保护技术、乃至我们对线性时间的理解。

杜兰画廊方面对此保持沉默，只表示这些展品来自“一位匿名收藏家的长期寄存”。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似乎默许了这次展览——这本身也意味深长。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的解释是什么，这三只来自1901年的密封箱及其内容物，已经对艺术史、宗教史乃至我们对“真迹”“原作”“时间”的认知，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我们站在一个谜题面前，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可能会改变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王月生放下杂志，书房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咖啡机已经停止工作，但两人都没去取咖啡。窗外的雾正在散去，维多利亚港的轮廓逐渐清晰，一艘天星小轮正缓缓驶向中环。

“所以你看明白了？”冯思晴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没有之前的愤怒，只剩下深深的疲惫，“这不是普通的展览。这动摇了太多东西——艺术史的真实性、文物的唯一性、甚至...时间的线性。”

王月生走到窗边，背对着她：“文章写得很专业。这个罗西教授眼光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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