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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2章 老爷子要青史留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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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月生再次于广州与张秩捃、唐冕兴、区赞干、伍铨萃、潘佩如等人聚首时,已是他利用“约柜”系统秘密前往欧洲,处理完“苏黎世密契”相关事宜之后。此番聚会的地点,却从张家的“五知堂”换到了伍家位于花地的别业——馥荫园。

此园乃是清代广州着名的行商园林之一,以园内广植兰花、牡丹、桂花等珍稀花木,四季“馥”郁芬芳,浓“荫”蔽日而得名。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尽显岭南园林的秀雅,却又在细处,如廊柱的纹饰、玻璃窗的运用上,点缀着几分西洋风情,恒春堂、馥荫亭等建筑错落其间,既是家族悠游之地,亦是接待中外商贾的雅致场所。

其实伍氏家族的核心宅邸原在河南主苑(后世海珠区漱珠涌附近),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位于河南漱珠涌东岸的安海乡(后世海珠区海幢街道一带)。其范围东至海幢寺,西至潘家花园(十三行商总潘振承的宅邸),北临珠江,呈三角形布局。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火烧十三行”(西关大火)被彻底烧毁,此时仅存部分遗迹。

王月生踏入园中,还以为是这些世家公子遵循轮流做东的规矩,不由玩笑道:“诸位兄台如此盛情,下次若轮到在下做东,只怕要委屈大家光临我那宝芝林医药局了。在广州,我可是连一寸私家园林也无的。”

不料,他这话出口,却见几人脸上并未有玩笑之意,反而神色古怪地交换着眼色。最终,还是张秩捃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月生兄,并非你想象的那般。实是……上次我等议事的那间东花厅,如今被家里的老爷子们给‘霸占’了,明令禁止我等再在那里聚会喧哗。”

王月生闻言一怔,心下掠过一丝疑虑,压低声音道:“莫非……我等所议之事,有何不妥,竟至惊动长辈,被视为大逆不道?”

“非也,非也。”伍铨萃接过话头,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苦笑与微妙兴奋的神情,“月生兄弟,事情是这样的。我等回去后,将上次聚首所谈的内容,择要向家中长辈禀报了一番。那开发区、发电厂等实业计划,老爷子们虽觉宏大,却也只是让我等放手去试。唯独……”他顿了顿,目光扫向唐冕兴。

唐冕兴立刻哈哈一笑,接口道,语气中充满了对父辈心思的了然与调侃:“唯独月生你那份关于广州城整体未来格局的规划,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我家老爷子直接拍了桌子,说此等关乎一城百年气运、格局升降的大事,绝非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有资格置喙,更非我等能私下定夺的。但是——”他拖长了语调,眼中闪着光,“这话头,却给了他们那帮老家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继续解释道:“月生你有所不知,广州开埠最早,我等家族与洋人打交道数十年,岂会不知西洋人那套议事参政的门道?只是在大清,商贾干政乃是大忌,一直苦无门路,也缺一个能摆上台面的由头。前些时日朝廷下诏欲行‘新政’,这帮老家伙们心里就跟猫抓似的,跃跃欲试,却又不知从何下手。结果,我等带回去的你那番‘南轻北重,西学东工’的宏论,就像往滚油里泼了瓢冷水,瞬间就炸了!”

张秩捃也无奈地摇头补充:“我家老爷子亦是如此,兴奋得一夜未眠。他们说,这城市规划之事,关乎民生经济、土地价值、家族基业,正是商人可以、也应当发声的领域。以此为由,聚集粤省有头有脸的世家巨贾共商大计,乃是议政而不涉政,师出有名,绝不会招致官府过度猜忌的绝佳切入点!所以,他们立刻联手,威逼利诱,严禁我等再将此规划细节外泄,要由他们亲自操盘。”

“何止如此,”潘佩如也抱怨道,“我家那位更是异想天开,说不如各家轮流主持商议,俨然要形成定例了。”

唐冕兴笑得愈发爽朗,带着几分戏谑:“按我家老爷子的原话:‘你小子把开发区和电厂弄好了,族谱上单开一页,光宗耀祖,那是你的本事。可老子们要是能借着这广州城规划的由头,把这事鼓捣成了,开创粤商共议地方大事的先例,那搞不好就是青史上单开一页了!就算官府不讲理,砍了老子的头,那也好,至少能混个《五人墓碑记》里那五义士的待遇,名垂青史!’ 月生你说,这老头是不是想青史留名想疯了?”

王月生顿时哑然。《五人墓碑记》……他自然记得,那是记述明末苏州市民反抗阉党暴政,五位义士慷慨就义的篇章,是抗争与气节的象征。他万万没想到,这些在后世史书常被冠以“软弱性、妥协性”的早期资产阶级代表,其内心深处,竟也潜藏着如此强烈的政治参与渴望,甚至不惜以这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去搏一个在历史中留下印记的机会。他们并非不关心政治,只是在蛰伏,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个既能表达诉求,又不至引火烧身的巧妙支点。而他无意中抛出的“城市规划”,恰恰成了这个绝佳的支点。

他看着眼前几位同样心潮澎湃,却又因被“夺”了舞台而略显郁闷的年轻伙伴,心中百感交集。历史的浪潮,似乎在他这只“蝴蝶”的翅膀扇动下,正开始向着一个未曾预料的方向,悄然转向。

就在张秩捃等年轻一辈向王月生吐槽家中长辈“截胡”之时,他们尚不知晓,一份凝聚了广州各大世家共识、并在其初步构想基础上精心完善的《粤省商民呈请统筹广州城厢内外布局以备百年发展书》的禀帖,已通过隐秘而高效的渠道,郑重地递交到了广州知府衙门。

此刻,身兼广东巡抚并暂署广州知府事的增祺,特意未在威严的巡抚衙门,而是选择了更为“接地气”的广州知府衙门后堂,召集相关官员进行小范围探讨。此举颇有深意,既显重视,又暂避了巡抚衙门的过分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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