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章 科举与军队（1/2）

官制与财政改革的风波尚未平息，汴京城内暗流涌动，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诉苦、攻讦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三司及其关联的利益网络，反弹最为激烈。然而，端坐于政事堂与秦王府的陈太初，对这些嘈杂的声音，却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淡然。

他当然知道阻力巨大，也预见到了反扑。但他更清楚，真正的“大势”并不在这些抱残守缺的既得利益者一边。新政在河北、京东等地的试点，虽有波折，但土地重新分配后农户生计的改善，工伤案件公正审理后工匠们眼中重燃的希望，商税法度明晰后市井略显活跃的气象……这些点滴变化，正在悄然改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想法。一种朦胧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感觉，开始在基层蔓延：也许……只是也许……自己的命运，真的可以不全然由官老爷、由老天爷掌控，而是能凭着自己的劳作、遵循某种看得见的规矩，去争取一二。

这，才是陈太初心中真正的“大势”，是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在历史车轮面前都显得渺小的根本原因。他现在要做的，不是与那些反对者纠缠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加快为这股“大势”铺设更加坚实、通畅的轨道。

这轨道，一在“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一在“武”——军队的控制与使用。这两者，恰恰是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也是他的新政能否真正突破“王朝周期率”的核心所在。

首先摆上议事日程的，是科举制度的改革。

这一日，在政事堂旁专设的“新制筹备厅”内，气氛比讨论官制、财制时更加凝重。在座的除了何栗、宗泽等重臣，还有礼部、国子监的主官，以及几位以学问着称的翰林学士。科举，关乎“士”这个统治阶级根本的晋身之阶，其敏感程度，甚至超过了直接的利益调整。

“诸公，”陈太初开门见山，“今日所议，乃为我大宋未来百年计，重新规划人才选拔之途径。旧有科举，以诗赋、经义取士，为朝廷选拔了大批文学之臣，功不可没。然而，如今国家欲行新政，百业待兴，所需人才，已非仅是吟风弄月、通晓经典之辈。”

一位老翰林忍不住道：“王爷，诗赋以观其才情，经义以察其学养，此乃取士之正道。通经明理，自然能治国安邦。难道要弃圣人之学不顾？”

“非是弃之不顾，而是与时俱进，扩而充之。”陈太初缓声道，“圣人之学，教人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精神，在于‘用世’，在于‘经世致用’。然而，治国平天下，仅有道德文章足够吗？理财需通晓钱谷，治河需明白水利，断案需熟知律法，强兵需研习韬略……这些，皆是实学。”

他展开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方案：“故此，新的科举之制，当打破唯一途径，开设多科，为各行各业有志、有才之士，开辟晋身报国之路！”

方案要点清晰：

1. 保留并改良“进士科”，作为选拔通才型官员的主干。考试内容，大幅增加“时务策”与“案例分析”的比重，减少纯文学性的诗赋篇目。经义部分，强调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运用，而非死记硬背。

2. 新设“明法科”，专门选拔司法、监察系统人才，考察律令、案牍、审判实务。

3. 新设“明算（经济）科”，选拔财税、统计、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考察算学、会计、经济策论。

4. 新设“格致（科技）科”，选拔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医学、农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考察相关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5. 新设“武备科”，与传统“武举”（侧重个人勇力）并行，侧重考察兵法韬略、地理舆图、后勤筹算、新式兵器操作与维护等，为军队选拔职业军官。

6. 各科考中者，皆为“及第”，享受国家选拔人才的待遇与荣誉。但授官时，原则上按科分流，“明法”入法司、监察系统，“明算”入财税、工商系统，“格致”入各专业衙门或国立研究院，“武备”入各军任初级军官。“进士科”及第者，可作为通用型人才，补充各地方、各部门。

7. 所有科目，均设立从州县到省（路）再到礼部（中央）的多级考试体系，并强化对考生身份、品行的审查，防止冒滥。同时，在国子监及各地官学中，逐步增设相应科目的教学内容。

“如此，”陈太初总结道，“读书人可根据自身志向与特长，选择不同的报国之路。朝廷亦可得到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非所有人都挤在诗赋经义这一条独木桥上。这是‘与士大夫及百姓共治天下’在人才选拔上的体现，也是为新政的长久实施储备力量。”

方案一出，厅内鸦雀无声。这改革的幅度，甚至比官制、财制更为深刻，直接触及了文化与教育的根基。那位老翰林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时无从反驳。陈太初的话语站在了“经世致用”的道德高点，且并未完全废弃传统进士科，让反对者难以找到有力的攻讦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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