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4章 《文明的反诘与方言的抵抗》（2/2）

末段的呼告文明啊文明\/我哋速速谂返文明\/文明唔文明……呈现出深刻的语言自觉。（粤语重新思考）不仅是内容的反思，更是形式的反抗——当普通话成为官方标准语，用粤语思考本身就是对文化霸权的抵抗。重复出现的一词在声音上形成回环（粤语中读作an4 g4，双唇音产生封闭感），却在语义上不断消解自身，最终以文明唔文明的悖论作结。这种解构策略与德里达的概念异曲同工，在能指与所指的裂缝中揭示真理。

从诗学传统看，树科延续了岭南文学以俗抗雅的传统。清代粤讴《解心事》就善用方言俗语解构正统道德，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开创了我手写我口的方言实验。现代诗人梁秉钧（也斯）的《雷声与蝉鸣》更将粤语思维融入现代诗创作。树科的创新在于，他将这种语言政治提升到了存在论高度——当成为丛林法则的遮羞布，方言写作便成了抵抗异化的最后堡垒。诗中、、等粤语特有语气词的运用，不仅构成声音纹理，更是文化身份的宣示。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对诗中批判的文明残食文明现象最有力的回应。

在更广阔的比较文学视野中，此诗与非洲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the flish b》形成跨时空对话。休斯通过黑人英语质疑白人中心的文明观，树科则通过粤语解构中原中心的文明叙事。二者都证明：边缘语言往往能更清晰地看见中心的荒诞。法国诗人夏尔在《愤怒与神秘》中写道：我们居住的词语比我们居住的房子更重要。树科的粤语诗歌正是这样的词语居所，在全球化同质化的飓风中，为地域文化身份提供最后的栖身之所。

《丛林度嘅文明》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是文化批判的利刃，更是存在困境的镜照。当诗人揭示所有文明都是丛林法则的变体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问题：在价值真空中，人如何自处？诗中反复出现的一词愈显空洞，愈反衬出个体的孤独与焦虑。这种感受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尤为尖锐——当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时，文化认同将何去何从？树科没有给出答案，但他的方言写作本身，或许就是最诗意的回答：在语言的多样性中，保存人性的丰富可能。

这首短诗之所以能承载如此厚重的思考，正因其完美实现了诗与思的辩证统一。从诗艺上看，粤语特有的入声字（如、）创造了急促的节奏感，模拟了文明批判的紧迫性；重复与排比的结构则形成思想的螺旋式深入。从思想上看，诗人将后殖民批判、语言哲学与存在主义焦虑熔于一炉，却始终扎根于岭南生活的具体经验。这种小方言大思考的结合，恰是当代诗歌突破困境的可能路径。

在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歌像一盏岭南灯笼，用方言的光照出了普世价值的暗角。当他说文明唔文明时，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对虚伪文明的控诉，更是对真正文明的渴求——那种能够容纳多样性、尊重差异性的文明。也许，这就是方言诗歌在当代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真正的文明，恰恰存在于对的不断质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