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7章 扎红围巾的鬼影（1/2）

伊万·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隐在面包店外的长队里。队伍像条僵死的蚯蚓，从结霜的橱窗蜿蜒到街角，冻得发青的手指紧攥着配给券。他数着前面佝偻的脊背：第十七个是穿破毡靴的老太婆，第十八个是叼空烟斗的退伍兵，第十九个……是伊万自己。五十年的光阴，竟被压缩成这队列里一个编号。他想起年轻时在喀山读大学，为追一个叫柳芭的姑娘，能踩着结冰的卡赞卡河跑三公里，心脏撞得肋骨生疼，像揣了只扑腾的云雀。如今呢？心口只剩一片荒原，连雪落在上面都悄无声息。人说岁月是把钝刀子，其实不对——岁月是伏尔加河底的淤泥，悄无声息地把你往下拖，直到你连“怦然心动”这词儿都忘了怎么写。

伊万的公寓在工人新村七号楼三单元，六层。楼梯间灯泡早烧了，每级台阶都嵌着陈年痰迹与煤渣。他摸黑上楼时，三楼瓦西里家的收音机正嘶吼着《喀秋莎》，女主人尼娜·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咒骂声穿透薄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再喝伏特加就滚去马厩睡！”门缝里飘出酸白菜的馊气。伊万掏出钥匙，金属的冷意直扎进骨髓。屋内更冷，暖气片只在幻想中嗡鸣。他灌下半杯劣质伏特加，酒液烧喉，却暖不了指尖。窗外，马马耶夫岗的轮廓在夜色里如巨兽脊背，岗顶的“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举着锈蚀的剑，影子压得整座城市喘不过气。伊万盯着自己映在玻璃上的脸——松弛的皮肤，眼下的乌青，还有那双被生活磨得浑浊的眼睛。他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自己赤脚跑在无垠的雪原上，追逐一弯银亮的月亮，可每靠近一步，月亮就退后十步。醒来时枕头冰凉，只有空荡的胸腔在回响。

“人老了，连梦都吝啬。”伊万对着虚空嘟囔。东斯拉夫人的信条在此刻显灵：苦难是面包上的盐，忍耐是祖传的伏特加。抱怨？那是资产阶级的软弱。他拧开台灯，昏黄的光晕里，桌上摊着《真理报》——头版是某集体农庄超额完成土豆指标的喜讯。他苦笑。喜讯。这词儿像颗硌牙的石子。五十年前，他为校花叶莲娜写过十四行诗，如今连写张病假条都费劲。心动？那玩意儿早该和卫国战争的老兵勋章一起，锁进樟木箱底了。

第二天黄昏，伏尔加河岸。风卷着冰碴抽打脸颊，伊万抄近路去邮局寄母亲的药费。河面冻得发黑，像一块巨大的铸铁。他踢开脚边的雪堆，露出底下半截褪色的苏联宣传画：一个肌肉虬结的工人正把钢锭抡向资本主义的靶心。就在此刻，他看见了她。

她站在冰窟窿旁的柳树下，裹着条褪成月白色的旧头巾，侧影单薄得能被风吹走。可当她转过脸——伊万的呼吸停了。颧骨高得像山脊，眼睛是伏尔加河解冻时的浅蓝，睫毛上凝着霜花，却亮得灼人。一股热流猛地冲上头顶，耳膜嗡嗡作响，仿佛有头受惊的鹿在胸腔里撞栅栏。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化学名词是知识分子的玩意儿。伊万只觉得年轻时喀山河岸的云雀又飞回来了，正用翅膀拍打他的太阳穴。他僵在原地，手里的药费信封被风吹得哗啦响。

“同志，您的信。”她开口了，声音像冰层下流动的河水。她拾起信封递来，指尖擦过他冻僵的手背，那温度却烫得伊万一哆嗦。她叫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谢苗诺娃，住在河对岸的旧港区。旧港区！伊万心里咯噔一下——那里是伏尔加格勒的盲肠，二战时被炸成瓦砾堆，如今挤满漏风的木板房，连自来水都要去公共水龙头排队接。可安娜的笑容像破云而出的月光，照亮了所有阴沟。“您脸色很差，”她说，“伏尔加格勒的冬天吃人。”她从粗布包里掏出个冻硬的苹果塞给他，“吃吧，能暖身子。”

伊万攥着苹果，指节发白。这感觉太熟悉又太陌生——当年追柳芭，也是这样攥着一束蔫了的康乃馨，在女生宿舍楼下站成雪人。可柳芭嫁给了冶金厂的科长，如今在克拉斯诺达尔有栋别墅。而眼前这个女人，像从旧照片里走出来的幽灵，却让他枯井般的心重新涌出活水。他结结巴巴问能否再见面。安娜的蓝眼睛弯起来：“明天黄昏，老地方。我等您。”

那晚伊万没睡。伏特加喝光了，台灯亮到天明。他翻出压箱底的格子衬衫，用熨斗烫出刀锋般的折痕——衬衫领口已磨得发毛，但总比日常的破工装强。镜子里的男人陌生得可怕：眼里的光太亮，亮得发慌。他想起父亲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厂倒班三十年，临终前只说“别指望月亮，面包才是真”。可此刻，他多想变成一只扑火的蛾子。

第二天，伊万提前两小时到了河岸。雪停了，伏尔加河在夕阳下泛着铁青色的光。他搓着冻僵的手，心像揣了只闹钟。六点整，安娜出现了。她换了条红格子围巾，像雪地里燃起一小簇火苗。“您来得真早。”她笑。伊万笨拙地递上一包方糖——黑市高价买的，包装纸都舍不得撕。“给……泡茶用。”安娜没接，只是盯着他：“您眼睛里有星星。”这句话让伊万腿软。他们沿着河岸走，踩碎薄冰，聊起无关紧要的事：安娜说她给幼儿园孩子教民歌，伊万吹嘘自己会修苏联产的“莫斯科人”轿车（其实只会换轮胎）。荒诞的是，伊万竟觉得这对话神圣得像在教堂忏悔。他指着马马耶夫岗的雕像：“那剑举了五十年，不累吗？”安娜轻声说：“累？它举的是整个俄罗斯的脊梁。”伊万心头一热——这多像年轻时和柳芭争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只是柳芭嫌他“太理想主义”，而安娜眼里有同样的火苗。

第三天，安娜带他去旧港区。木板房歪斜如醉汉，污水在冻土上凝成黑冰。安娜的“家”是间四壁漏风的棚屋，炉火上炖着稀得照人的白菜汤。邻居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蹲在门外劈柴，斧头砍进冻木里“咔嚓”响。“新姘头？”他斜眼打量伊万，胡茬上结着冰碴，“安娜这丫头，打小就招鬼喜欢。”伊万没听清后半句，只盯着安娜搅汤的侧脸——火光在她脸上跳跃，像圣像画里的圣母。他忽然想跪下来亲吻她补丁摞补丁的裙角。安娜递来一碗汤，伊万喝得烫了舌头。汤里飘着几片烂菜叶，可他尝到了蜂蜜的甜。临走时，安娜塞给他一卷手织的毛线围巾：“天冷，给脖子围上。”毛线粗糙扎人，伊万却把它贴在胸口，仿佛捧着圣物。

日子在河岸的黄昏里发酵。伊万开始早起刮胡子，工友米哈伊尔拍他肩膀：“伊万诺夫！你脸上的光能给集体农庄发电了！”他不再排队买面包，而是绕远路去安娜的旧港区。市井的压迫感从未消失：邮局窗口永远排长队，暖气片依然冰冷，瓦西里家的伏特加瓶堆满楼梯间。可伊万觉得这些琐碎的苦都镀了金边。安娜让他想起自己是谁——不是那个麻木的邮局分拣员，而是能为一朵云雀振翅而心跳的伊万·彼得罗维奇。他甚至开始学着写诗，用铅笔头在废报纸上涂：“你的眼睛是解冻的伏尔加河/我的灵魂是搁浅的破冰船……”写完又慌忙撕碎，怕人笑他“小资产阶级情调”。可这感觉太珍贵了！像在冻土里挖出一粒没冻死的麦种。他想起素材里的话：即使没在一起，接近月亮的过程已是礼物。安娜就是他的月亮，清冷、遥远，却让脚下的泥泞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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